论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叙述化走向

论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叙述化走向

郭富平

(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甘肃天水741001)

摘　要: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总体特点是以琐碎的日常生活作为诗性材料,以叙述为主要言说方式。这是诗人

诗学立场转变的结果,也是对八十年代后期诗歌弊端的反拨与校正。

关键词: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叙述;言说方式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71-1351(2002)04-0020-04

　　20世纪刚刚过去,九十年代尚未走远。也许,全面地考

察和总结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成败得失为时尚早。然而,如

果从这一时段具体的诗歌文本入手,进行认真剖析,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基本的特征来。“叙述化走向”这一论点的提出正是如此。

进入九十年代,诗坛众语喧哗。不容忽视的是,一种诗歌现象正以新的姿态和独特的方式加入诗坛多声部的合唱。无论在处理生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它都与以往诗歌相区别而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与风貌。从外观上来看,诗人们把审美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琐屑具体的凡庸事物,自觉地把感性的细节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主要的诗性材料。在言说方式上,它与此前的先锋诗歌一味地抒情不同,主要通过叙事(或叙述)来结构诗作,从而使题材和视角更趋明朗与朴素,使诗歌呈现出特定的现实感和客观化意味。但同时又绝非现实主义诗歌的简单回归。

伴随着某一诗歌现象出现的往往是与之互动的一种诗歌精神的生长。显然,这种被评论界称作“叙事方式”或“小说化倾向”的诗歌业已形成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在其背后有一大批确定了写作立场且富有营构典范性诗歌文本意识的探索性诗人。对于困窘沉闷的当代诗坛总体格局来说,这一走向无疑为现代汉诗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的道路。

一、现实背景

兴起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后新诗潮是通过对朦胧诗的否

定与而取得诗坛上的席位的。从一开始,后新诗潮就处于一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概括而言,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和西方文化话语的双重挤压,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构成了后新诗潮的真正起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诗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视点、方式、途径、态度等等。

在一个以经济为轴心市场为导向的时代,物质的极度膨胀和精神的极度贫乏是人们尴尬的生存境遇。中心旁落,价值取向趋于多元的同时又归于单一,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有日渐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沦为物的附庸的危险。对于诗歌而言,

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郭富平(1978-),男,甘肃通渭人,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

如何处理生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可看作是由此引起的子问题。而在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先锋诗人们认为,没有经过主体感受体验过的具体的外在的现实生活是不可信任的“虚构”。诗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断然弃绝这种“虚构”。他们只认可经过个体生命情感系统和感知方式加工处理后带有强烈主观意识和个人化色彩的心理现实。在他们看来,感知生活的方式无非是将所有的“外物”纳入自身的情感系统之中,实现经历向经验的飞跃。这样,诗人与现实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紧张的对抗关系,诗人对待生活的基本立场就是倡导回到“纯粹”的心理现实。

综观中国新诗的流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新诗本身就是“伴随着对西方文化话语的主动借读和被动接受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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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于市场化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后新诗潮的影响更是全面深广的。这种影响集中地体现在诗人对语言的认识之上。后新诗潮诗多坚持语言本体论的诗学观点,认为诗歌完全是“神圣”的语言的艺术。毋庸讳言,这对打破僵硬的语言工具论(即语言作为形式仅仅是思想的简单载体或工具)有着重要意义,但在先锋诗人们那里,语言本体论又被推至极端地位。再加上近几年来西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大量涌入,使得他们坚信“:语言即是一切”“、语言之外无他物”,甚至语言先于存在,写作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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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问题便是语言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诗人们企图从语言入手,通过诗歌语言影响现实,进而“拯救”被文明异化了的人类。

后新诗潮诗人所坚持的极端化立场,直接导致了写作宗旨和写作原则的转变,即由以情感道义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写作转向了以知识和智力为中心的文化策略写作。使得诗人主体从复杂的生存语境中脱身出来而逃向个体生命、语言和知识“,造成了对个体生命中同样不可或缺的政治生活、历史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根本厌恶和彻底拒绝,……造成了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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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和虚假,失却了一个批判和反讽的对象。”在具体的操作上,语言自我繁殖、能指可以无限延伸而造成解读上的主观随意性,最终把诗歌引向了感觉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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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或者“,一首诗的诞生便是一切的诞生”(P117)的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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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构思模式,使得诗歌成了承载人生哲学的容器,这与五六十年代把诗歌作为时代政治的传声筒无本质差别。本真的自我伪饰后依靠读书而仿制的“书斋写作”,窒息了诗歌应具有的活力,充斥诗中的是西化知识的大量堆砌。还有,对语言的超度实验和迷恋,是诗人为自己设置的另一个“陷阱”,一味消费语言的结果不过是构筑了一座拒绝任何人进入的“语言迷宫”,而放逐了意义的诗歌无非是一只“空壳的气球”。总之,诗歌的发展道路愈来愈狭窄。当我们面对众多的诗歌文本时“,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解读的尴尬和命名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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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正如一些诗人所言,其严重后果甚至是“整个诗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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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失衡和欠缺”。

二、诗学立场

面对诗歌存在的弊端和缺陷,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评家不满于后新诗潮诗人的诗学观点。正直敏锐的诗歌研究者发出了疑问、呼吁和倡议。谢冕号召青年诗人要正视现实人心,关心历史时代;陈超倡导诗人要“深入当代”;程光炜提出“诗歌要面向生存”等等。但同时,他们的诗学主张为先锋诗人如何认识生活在文本中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生活是丰富广阔的。文学艺术作为从灵魂深处闪射出的精神火花,最终都以生活为真正的源头。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人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其精神指向性并不以放逐时代生活和丧失个体生命体验的鲜活性为代价或前提。而且,必须也必然建立在对具体的时代背景的省察与体悟之上。正如程光炜所说“:(诗歌)并不排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相反,它始终处于与政治、哲学、社会学包括世俗生活多种知识交叉性的争辩与对话之中。这决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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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代生活是负有责任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在场’”。任何为了“艺术”而弃绝生活的做法,无疑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的荒唐举动。富有探索性的诗人孙文波也认为“诗歌与现实是一种对等关系。这种关系不产生对抗,它产生的是对话”“,诗歌不仅仅是‘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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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寄存地,它还带有对尘世生活的道德批判责任”。

从微观的细致处回到诗本身可以看作是新一批先锋诗人基本的诗学立场。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世界无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分。现象即本质,本质即现象。故你抵达表象,你实际上已占有本质。逃离所有观念束缚和意义先置,在现象界漫游,就能够获得一种本真心态。……要使世界敞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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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法就是使世界静静地呈现出自己的一切。”无论九十年代后期的一批先锋诗人们是否受到过现象学的影响,但以上阐释非常切合他们的创作实践。“诗人们弃置‘宏大叙述’,着眼于大量细小琐事,是因为他们深识生活与存在正是由这些无数‘细节’构成,每一件琐事都可以直陈当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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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价值’”。一个最直观的特点是感性的细节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大量地介入诗歌,诗人作为文本的创制者,以生活的“在场”者身份即生命机能周全的个体出发,用平视的目光打量生活,把诗意的摄取范围更多地规定于庸常的世俗生活“,回到当下的生命实在,回到本真,回到我们存在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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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起居和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是站在生活之上,以上帝的姿态俯瞰生活,进而对所谓的群体经验作思想缺席性的轮廓勾勒和宏观“总结”,而是更多地从微观的细致处入手来结构诗作。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这一诗歌现象获得了“中间写作”“、感性写作”“、具体写作”诸如此类的称谓。

这样,新的一批先锋诗人一反后新诗潮诗人从内心深处

寻诗的取材方式,把诗性材料的摄取范围扩大到无所不包的广阔生活。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更多地以“缓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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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澜不兴的、小片小片的世态凡心为主要题材”。例如八十年代就声名远播的“他们”诗人韩东,所抒写的全是极普通极琐屑的生活体验,如《雨停了》《、写这场雨》《、温柔的部分》等等,从部分诗题中就可以窥视其诗学趣味。整首诗在他笔下就是叙述一个小故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意味深长。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探索性诗人孙文波那里,无论是《地图上的旅行》《、梦・铁路新村》这样的“大”诗题,还是《词语》、《信》这样的“小”诗题,在具体的结构方式上都以大量庸常琐碎司空见惯的事象和物象为材料。现实生存背景一旦在诗人面前敞开,诗歌的容量就空前地增大。先锋诗歌发展到九十年代前期,一个重要弊端就是诗人之间的相互模仿,少数几个意象以固定的形式在不同的诗作中频繁出现。原因之一就在于取材范围的极度狭窄。在意义的呈现和意象的选择上,新一批先锋诗多拒绝那种在某几个意象之上蕴含深层意义使之具有象征隐喻功能的做法。对此,孙文波在一首诗中表明了姿态“:事实上,很多时侯,词,/只能回到它原始的意义上———雪/就是雪。妻子,就是妻子。‘妻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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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离我更近。离我的生命———更近。”(P177)也就是说,对一首诗的读解关键并不在于对某几个意象的意义追问与情感挖掘上,而在于整体的把握。况且,营构富有创造性的意象已不是这些诗人诗学追求的重心之所在。因此,在叙述化的诗歌中意象的密度大大降低,意象的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如果从整体上把握,叙述化诗歌往往是一个隐喻,或者是超现实梦境,或者是哲理性寓言,直指生命本质,蕴含着深层意义。如富有个人特色的青年诗人叶辉近年来一直在诗歌中进行叙事的探索,以琐碎的日常生活经验为材料。他的诗作《遗传》《、量身高》《、胎记》都好像是絮叨一个个小故事,但在这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往往潜藏着严肃的生命课题:过去对当下生命不可抗拒的规定与制约、成长的悲剧性……这也是叙述化诗歌的真正魅力之所在。其间,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接轨或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结合。

世俗生活在很多人眼中是无深度可言的平面化生活。据此,有些人断定以世俗生活为主要材料的诗歌一定会造成精神的缺席和价值的空白。然而,真正成功的诗作并非如此。如叶辉的《量身高》,好像诗人只是讲述“我”和“两个恋人”玩“量身高的游戏”,可是这样的句子一旦出现,就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沉重感与悲剧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会发现自己在缩小,并怀着退到/根部的恐惧”。“我知道每一棵树上都有/附近某人的生活,一棵树被砍掉了/但生活仍在延续”,生命历经磨难却异常坚韧、生生不息的存在状态被形象生动地表述了出来。叶辉的诗歌中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有形而上的提升,意义是“立体型”的,情感的流动是递进式的,绝非仅仅停留在对某一事件的表层叙述上。在孙文波的诗歌中“,表现的生活是当下的、日常的、每天都要碰到的,……然而,却让人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反面’,以及人在反面中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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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通过对成功之作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羞辱的存在。”

现,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着迷建立在对具体的生存语境的省察、探询和拷问之上,并没有弃绝形而上的提升和深层意义的实现,而是通过“最低真实”这一形而下来与形而上接头,因为“最伟大的形而上也一定是最伟大的形而下,没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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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节的占有和感受,诗歌的抒情甚至激情都是无助的”。

总体上来看,这种以日常生活经验为题材的叙述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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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冷静节制,抒情深藏不露,有一种客观化意味。意义的呈现不动声色又举重若轻,往往在平缓的节奏中自然流淌出来,所有这些外在特征与特定的言说方式相互关联。

三、言说方式

特定的诗性材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言说方式,它们之间

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同构关系。日常生活经验永远是感性的、具体的、零散的、不规则的。在诸种基本的表述方式中,灵活多变、包容量最大的叙事无疑最切合这样的特点。本文所论述的这类诗歌正是以叙事(或叙述)为主要言说方式的。

叙事性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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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叙事成份或加引号的带有叙事色彩的独语对话”越来越加重了。即使从一些诗题中,也可以捕捉到这种信息,如《分行的随笔》、《伦敦随笔》、《叙事》、《叙事诗》、《聊天》《、叙事与纪念》《、信札》《、另一种风景》……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大批诗人直接把叙事作为诗歌的主要言说方式,或者在诗歌中进行着叙事的尝试和探索,如叶辉、余怒、马永波、森子、臧棣、孙文波、肖开愚、张曙光、马莉等等,甚至像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这些在八十年代就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在晚近的一些诗歌创作中也呈现出了叙事性的特点。至于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以口语写作的第三代诗人如于坚、韩东、小海、丁当、唐欣等,在九十年代仍沿着既往的写作道路不断地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叙事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被研究者长期忽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之所以呈现出叙事性这一特点,首先是对后新诗潮诗歌一味抒情的厌倦与反拨。抒情泛滥一度成为后新诗潮诗歌的痼疾。我们在诗歌文本中看到的大多是没有真情实感无关痛痒的空抒情、滥抒情,极大地破坏了诗歌的美感。叙事成分的引入和加大纠正了这一偏差,同时,与日常生活经验结合,激活了日常俗语和口语的诗性,使得语型灵活多变,打破了僵硬固定的语言秩序。在总体感觉上,叙事性诗歌因为以日常生活经验为题材,文本内容大多具有实录性的场景感、事件感,视角更趋明朗与清晰,极大地增强了现实感、时代感。因此,在接受上也更容易为读者所认同。就叙事这一言说方式而言,正如程光炜所说“,叙事不是没有立场的,而是要对生活做更复杂的处理;叙事是要对无序的生活做用意深藏的编排,甚至有意把看似‘有序’的生活‘无序化’,从而达到对生活批判的目的;叙事是意在破坏人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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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性的视觉,象布莱希特所说‘造成读者的在场’。”

在《一个年轻木匠的故事》这首诗中,叶辉以一种不动声色且暗含诙谐幽默的态度“,讲述”了一个“不爱说笑,行事利索”的“年轻木匠”因木板被错划一根线进而改变原先的用料计划却“物尽其用”的故事“:木板锯开了,还是不对,尺寸比我想要的小/他拉起锯子变成两条腿/但矮了,又剖成四根档。现在行了吧。他说/……要是错了呢。那可以削成十六只楔子/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全诗都是用这些叙述化的语言和对话组成的,诗人主体没有进行直接的抒情而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诗人好像是煞有介事地在叙述一个有关“浪费”的小故事。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这首诗毫无存在意义。故事的“结尾”当属“神来之笔”“;……接着他师傅来了/我说给他听,问他,这些经验是谁传给他的/师傅笑着说:是斧子”,仍然是冷静的叙述,但蕴含着深层意义。有了“斧子”这一工具之后,主体行为的随意

性,操作方式的为所欲为,行为后果的破坏性,都似乎是顺理

成章、合情合理的———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从“叙述”的背面溢流了出来。安徽青年诗人余怒的短诗创作进行着叙事的尝试和超验性的历险,如《短诗(七)》“:盒子湿了/她把它/藏了起来/一天没有下雨/天还亮着/知道盒子里全是火柴/她哭了”。超验性决定了它的游移性,诗写得相当简单,但不明了,并且带有玄思意味。但同样采用了叙事这一言说方式。

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种叙事性诗歌绝非是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与五六十年代或此前的叙事诗如《漳河水》、《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有着内在的差异。传统的叙事诗都是描摹性的、反映式的,事件或场景作为诗歌的构筑材料,呈现出来的较多是其外在特征或客观运动过程,主旨的表现多半外在于事件或场景,要么太直白,要么太生硬。与此相反,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叙述化诗歌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主客体的融合,即客体的主观化与主体的对象化。诗人在创作之前总是将诗性材料纳入自身的情感系统之中进行主观化的加工处理,使之完全成为主体自身的一部分。然后,以貌视客观的姿态加入诗歌文本的营构。诗性材料上有着主体情感的参予和渗透,是呈现性的“,这些陈述与叙事,并不是简单地说出一种事实,而是要在一种事实中发掘出生活中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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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和支配人的潜在势力或思维方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现代主义的各种修辞手法如象征、隐喻、通感等等都没有排斥而被大量运用。可以说,现实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与统一是其显著特点。

抒情性永远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叙述化诗歌虽然主要以叙事为言说方式,但仍未背离这一基本特性。叙事并不是写作目的,仅仅是写作策略而已。只不过在这类诗歌中,抒情主人公潜藏在语言的背后,而抒情总是含而不露,不动声色的。

四、结语

毋庸讳言,这种写作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处理的大

多是当代题材,且此类诗歌较易模仿,因而容易沉溺于生活流中而被“淹没”,其结果是平面化、复制化的歪诗、非诗、口水化诗歌的泛滥。所以,人文精神的进一步增强与坚守仍是每位诗人的责任。再者,一味的叙事有可能导致文本的过于庞杂与繁复,势必会与诗歌语言的精练与简洁相矛盾。或者,线性的展开使诗歌的弹性与张力萎缩,会在另一方面破坏诗的美感。同时,这仅仅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一种走向,因此没有必要将其盲目地推至“经典”地位。所以,正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所说“,诗歌的写作过程永远是一种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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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远宏.读〈诗歌报〉97年10月号兼谈当代诗歌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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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J].诗歌报,1998,(1).

[10]孙文波.地图上的旅行[A].孙文波诗选[C].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1]程光炜.叙事及其它(代序)[A].孙文波.孙文波诗选

[C].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2]叶橹.各辟蹊径共享秋色[J].诗歌报,1998,(12).

　　　　　　　　　　　　　[责任编辑　王小风]

OnNarrativeTrendofPioneerPoemsin1990s

GUOFu-ping

(DepartmentofChinese,TianshuiNormalUniversity,TianshuiGansu741000,China)

Abstract:Thepioneerpoemsof1990shavethegeneralfeaturesoftakingtriflingdailymattersaspoeticmaterials,withnarrationasthemainmodeofexpression,whichresultfromthechangeofpoeticstand2pointofpoets,aswellastherefutationandrectificationtothepoemdefectsinthelate1980s.Keywords:pioneerpoemsin1990s;narration;modeofexpression

无上的地位,在这一前提之下,仍然主张积极入世,只

[6]

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是在(七十三章)这样“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的冲突之下,主张退却回避流于消极。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6]

(八十章)可以说,这一章内容是历来人们指参考文献:往来。”

[1]吕希晨.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责得最多的一章,但凡认为老子消极无为者无不以这社,19931一章为有力的证据。也有些对老子爱得不浅的学者,

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辩解过,但证据显得脆弱牵[2]陈鼓应.老子注释与评价[A].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强,其实这是完全没必要的。无可置疑,这是一种消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级的主张,而且我们结合实际分析,完全可以理解。

[4]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在当时,各诸侯国为自己的利益,战乱不断,民不聊

[5]史向前.老子无为精神新探[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生。国愈大,民愈多,贪欲越大,所以他希望国小民1997,(1):25.

寡;民众往来频繁,但都是为一己之利奔忙,尔虞我[6]老子.道德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诈,所以他希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可以看[7]徐复视.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出,面对人类社会已有的纷争,老子是持回避态度的。

他的这种消极态度是为保全生命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责任编辑　王小风]

总之,老子人生态度,是把人的生命推崇到至高

(上接第13页)“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

APeepatLifeAttitudeofLaoTzu

GAOXue-wen,WUXi-ca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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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ofPoliticsandHistory,TianshuiNormalUniversity,TianshuiGansu741001,China;

2.No.OneMiddleSchoolofZhuanglangCounty,ZhuanglangGansu744000,China)

Abstract:TheorthodoxviewpointaroundChinaacademiccirclesregardsLaoTzu’s(ancientphilosopher)lifeattitudeaspassiveandidle.However,itisamisconception.Basedontheconscientiousstudyof”TaoTeChing”byLaoTzu,theauthorexploresLaoTzu’slifeattitudefromthreeaspects,andhasar2rivedatthreeconclusionswhichare:(1)LaoTzubelievesthatlifeisthemostloftything.(2)ThemainpartofLaoTzu’slifeattitudeispositive.(3)Therearesomepassiveelementsinhislifeattitude.Keywords:lifeattitudeofLaoTzu;exploration;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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