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诗学的历史意义及对清代诗学的 蒋 寅 一、对学人诗的反思 袁枚性灵诗学在乾隆后期的广泛影响，使当时诗坛无论是推崇者 也好，排诋者也好，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它鲜明的独创性与反传统 色彩，更形成后世截然对立的正负两种评价，这在王建生《袁枚的文学 批评》中已有详细列举（王建生《袁枚的文学批评》第五章“当时人及后 人对于袁枚和他的文学批评的批评”）。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袁 枚诗学在明清诗论史上的意义。 日本学者松下忠曾从补古文辞格调说之短，救、竞陵派矫枉 过正之弊，弥缝神韵说的弱点三个方面概括袁枚诗学的历史意义，认 为三家诗说的对立到袁枚这里趋于缓和，形成交汇融合的特征（松下 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范建明译，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６４ 页）。学者思考袁枚诗学的时代特征，认为明代以来的宗唐 派诗学到沈德潜是一个结穴，主宋派诗学到翁方纲是一个结穴，无论 是宗唐还是主宋，都是趋古，而袁枚则跳出了宗唐主宋的樊篱，其审美 趣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古典诗学的立场看，袁枚诗学有其俚俗色 彩，是对古典诗学主流精神的一种叛逆，其思想倾向及审美趣味显示 出古典传统的蜕变，但还不属于近代的范畴，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近 代性，是古典到近代的过渡（《清代诗话研究》，第７８１页）。尽管 这一论断很给人启发，但我还是觉得袁枚诗学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 第４１９页），从后设的角度或许也可以这么看，但如果回到历史过程 中，则袁枚与沈德潜的交锋只能说是虚晃一，略比划两下就收手了。 他清楚风烛残年的沈德潜已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所以到乾隆五十 九年（１７９４），高密诗人李宪乔“忧近今诗教有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者， 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希望袁枚与他一起挺身而出，共挽狂澜时，袁枚 根本不认可他的想法，说：“夫温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 也。学圣人之言，而至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足下必 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将教之以北鄙杀伐之音乎？”在袁枚看来，诗教本 身并不错，只不过被一群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他最担忧的是，“近今 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 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绊口呋而不敢下，于性情二字，几乎丧 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足下何不起而共挽之？”（袁枚 《答李少鹤书》，《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５ 册。又见李宪乔《与袁子才论诗教》，《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４７ 、一 册）时已七十九岁的袁枚，亲历乾隆诗坛由格调诗风渐趋于学人诗风 的转变，对乾隆后期流行的以考据入诗的风气深恶痛绝，以为力摒这 仨 第 ∞ 期 种习气才是挽救诗教的当务之急。当时学人之诗的代表不光有翁方 纲等一批京师达官，还有厉鹗等活动在江浙一带的浙派。学界都认为 袁枚对“夫己氏”的批评是指翁方纲，却很少意识到袁枚对浙派诗的不 满。《随园诗话》提到其乡人的浙派诗，从来都没有好评。如卷四言： “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 诗，读之令人不欢。”（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以当李宪乔复函挑明前 札是针对沈德潜而发时，袁枚更觉得很无谓：“当归愚极盛时，宗之者 止吴门七子耳，不过一时借以成名，而随后旋即叛去。此外偶有依草 附木之人，称说一二，人多鄙之。此时如雪后寒蝉，声响俱寂，何劳足 下以摩天巨刃，斩此枯木朽株哉！”（袁枚《再答李少鹤尺牍》，《小仓山 房尺牍》卷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５册）相比赵执信之于王渔 洋，落水狗勿打固然是袁枚宅心仁厚之处，但根本在于，他认为学人诗 才是一代诗运隆替所系。近日诗教之坏的焦点——“于性情二字，几 乎丧尽天良”意味着明代以来流行的“诗以道性情”之说已失去规范诗 歌本质的力量，“性情”概念更是已陈之刍狗，毫无内涵的空洞概念。 因此他重新拂拭“性灵”这一同样古老的概念，以取代“性情”。从这个 瑟 意义上说，袁枚与乾隆前期的性灵派诗家，虽然都用性灵论诗，基本观 念相通，但两者所处的诗学语境、所面临的对立面是不一样的。后者 面对的是神韵诗风和格调诗风，而袁枚面对的却是翁方纲代表的学人 诗风。袁枚的性灵诗风应该比学人诗风兴起得更早，但《随园诗话》作 为性灵派的理论总结，写作、出版却远在学人诗风兴起之后。它于乾 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刊行十六卷本，五十七年刊行补遗四卷，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Ｊ完补遗八卷，直到袁枚下世后家人才陆续刻成二十六卷足本 （黄一农《袁枚（随园诗话＞编刻与版本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７９ ＾ 总 第 一 Ｃｏ 期 Ｖ 其 对 识 年 为 则 考 刊 论 学 学 何 诗 最为得中”（何承燕《春巢诗钞》自序，嘉庆二年刊本），应该代表着诗坛 相当一部分作者和读者的看法。当时及后来拥趸及响应性灵说的著 名诗人，王英志先生曾举出蒋士铨、黄景仁、李调元、陈文述、宋湘、法 式善等人（王英志《袁枚》，《扬州大学学￣ｇＬ））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程美华《乾 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一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安徽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这里还可以补充杭世骏、程晋芳、洪亮吉、张问陶、方 薰、吴文溥等。王文治也被袁枚引为论诗同调（袁枚《随园诗话》曾再 三引述王文治论诗语，其中“诗称家数”一则，袁枚举同叶燮语相提并 论，最见其见解共鸣处），虽然他形诸文字的议论不多。事实上，并不 是所有的性灵派诗人都像袁枚这样喜欢宣扬自己的诗歌主张。比如 胡天游就绝口不谈诗，偶为人作诗序，也只是叙交谊，从不标榜其诗歌 ８５ 观念，但这不妨碍他以性灵派的作风来写诗。又如程晋芳，洪亮吉称 其“性灵句实逼香山”，但他也只承认己诗“多平易近情语”（程晋芳《卧 云山人诗序》，《勉行堂诗文集》，黄山书社２０１２年版），并未提到过近 似性灵的概念。 ｆ＇－Ｄ 、一 芷 第 ∽ 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根据某个诗人是否言必称性 期 灵来判断他是否属于性灵派。正如前文提到的，性灵派和格调派的差 别在于论诗立场的破与立，凡论诗必诫人应如何如何的多为格调派， 而论诗诫人无须如何如何的多为性灵派。如陶元藻《凫亭诗话》卷上 云：“余生平最不喜回文、双声、叠韵等诗。盖作诗者词以就意，故能自 抒己见；若此等诗，皆以意就词，则必不能畅所欲言，而性灵晦矣。”又 云：“学江西勿就，必槎橱不材；学西昆勿成，必恒仃难化。吾劝作诗 者，只须就Ａ己本色写去，到得佳处，亦无不传，何苦别求宗派。”（陶元 藻《全浙诗话》附，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册）这都是诫人作 诗无须如何如何，即便他不提性灵二字，也知道是性灵派。陶元藻是 袁枚很欣赏的诗人，《随园诗话》再三称道不置，程晋芳也许其诗“出语 必自己，雕刻万物情”（程晋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韵》， 勉行堂诗文 集》），视之为性灵派同道是不用怀疑的。又如桐城吴询，其《画溪草堂 论诗》谓“做文字而无本者非也，做文字而必求有本者亦非也”；又谓不 读书不可为诗，然“读书万卷而不识一破字，则下笔必有魔”；又谓论诗 忌遭学气固非也，然如《击壤集》又过矣。这都很像袁枚，持论不执一 偏，力破执著之见。至于说“观饮食男女之情，可以知王道之本；听草 瑟 一 野鄙俚之曲，可以悟正始之音”，“宋人知诗言志而不知歌永言，唐人知 永言而言志则未足，故日正心诚意者，诗之命脉也；风雨露雷者，诗之 鼓吹也；饮食男女、或歌或泣、愚不肖之性情话言，皆诗之妙境也”（吴 询《画溪草堂论诗》，《画溪诗集》附，乾隆刊本），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 性灵派立场。 谈到袁枚对乾隆诗学的影响，除了性灵派内部外，还有两个很重 要的群体与他密切相关，但历来的研究者都未予注意。一个是高密诗 派，一个是桐城派。高密诗派之出名，首先与袁枚对李宪乔兄弟的表 一 总 第 一 （ｏ 期 Ｖ 彰有关，这个问题在后文论述高密诗派时将专门讨论。桐城派表面看 来与袁枚关系不大，姚鼐的诗学观念似乎也与袁枚异路，但我们不能 、一 忘记，姚鼐是为袁枚撰写墓志铭的作家，他们的关系会一般吗？近年 已有学者注意到袁枚和桐城派的关系（周新道《袁枚诗论初探——兼 生 第 ∽ 期 一 论与桐城派的关系》，《江淮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６期），这也是需要专门讨 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袁枚在乾隆后期无远弗届的影响，就可以 总 第 一 将一些看似无关的议论与袁枚的性灵诗系起来。但这需要广泛 的阅读，更深入地发掘史料。 三、对清代后期诗学的影响 （Ｄ ３ 期 一 一个挑战各种流行学说并且与传统观念为敌的艺术家，最终通常 也会沦为后辈敌视的异类。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晚年，当属于新时代 的画家们众叛亲离纷纷弃他而去时，他却怀着喜悦和深深的满足说： “我的自豪仅此而已——当今这个新时代的人，以我为敌。”袁枚幸运 地没看到举世以他为敌的那一天。在他生前，除了一些正统文人对他 的生活作风有所不满，有些规劝甚至要给予某种制裁外，没有人否定 他的诗歌成就。其性灵诗学在乾隆后期更是风靡一世，就像郭绍虞先 生说的，“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 张，都成为他的败鳞残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６６页）。随着《随园诗话》的陆续刊行，袁枚诗学的 影响在乾隆末嘉庆初达到顶峰。近年学界已注意到，《随园诗话》一书 乃是清代版刻史上的一个奇迹，竟然刊行不久即出现翻印本。袁枚在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作《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 有翻者戏作一首》诗云：“自梓诗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 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袁枚《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 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三）《诗话》补遗卷 三也提到，“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 故也”（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即日本文化元 ８７ 年，神谷谦、柏昶就根据乾隆五十七年刊十六卷补遗四卷本，重编《随 园诗话同补遗》十二卷，去行世仅十三年，可见行销、流播之速。道光 末李树滋撰《石樵诗话》，曾提到：“近Ｅｔ诗话之盛行宇内，无如袁简斋 《随园诗话》，几乎家有其书矣。”（李树滋《石樵诗话》卷三，道光二十九 年湖湘采珍山馆刊巾箱本。按：书中曾记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晤李湘 旦 企 第 ∞ 期 山事，知撰于道光末）晚清吴趼人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２５回也提到袁书是“人人都看见过的”。迄止清末，《随园诗话》至少已 刊行三十多种版本，另有多种钞本、改编本传世。其版本之多，在经书 之外，堪与《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为清代四大畅销书 （王学泰《随园诗话趣谈：清代中叶畅销书趣谈》，《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６ 月１４日），无可争议地是清代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诗话。其影响不 只限于中土，也波及邻国。《随园诗话》补遗卷四已载朝鲜史臣朴齐家 以重价购《小仓山房集》，其性灵诗说也随之流传于朝鲜，对朝鲜诗话 产生一定影响（袁枚诗学对朝鲜的影响，崔日义《韩国朝鲜后期诗坛接 受袁枚诗学之状况》［《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一文曾涉及，可 参看）。 但同时袁枚也是身后遭受唾骂最烈的文人，钱钟书《谈艺录》曾专 门指摘清人对他的批评。凌廷堪《绝句四首》有云：“自怯空疏论转严， 儒林文苑岂能兼？不闻卢骆王杨辈，朴学曾将贾马嫌。”这是批评袁枚 鄙薄从事经学考订之±。戚孝标《祛惑》也有“人品不足齿，诗文亦何 蚕 论。况观所论著，无一究根源”的叱责（戚学标《景文堂诗集》五古，乾 隆刊本）。刘广智甚至曾撰诗话一卷专诋袁枚，见王昶《湖海诗传》。 此外像查梅史斥之为风雅罪人，谭献斥之为文妖，不一而足。就连一 生追慕袁枚的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论及袁枚纪游册，也很不以狎 亵为然，遑论他人？晚清朱庭珍概括袁枚性灵诗学流行的原因，说，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 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 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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