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日记》：一个媒介事件的构建和伦理分析

来源：小侦探旅游网

［内容摘要］媒体能够通过持续对某一问题的集中报道，使原本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的事件成为一时间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媒介构建《死亡日记》事件过程中，媒介间议题设置、赋予事件意义、争夺报道的话语权等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死亡日记》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媒介事件，更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事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不止于有关媒体伦理，更多是对大众文化的反思。

［关键词］媒介事件；议题设置；媒体伦理；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公众对社会实况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媒体，媒体所选择的议题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构建着受众头脑中的世界。“现代传媒首要的文化功能，便是选择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大众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

在总体层面上，媒体长期持续的报道营造了特定的媒介环境，在受众注意力总体有限的情况下，媒体的报道足以构成受众认知中重要的部分。具体而言，媒体可以凭借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选择报道/强化和忽略/弱化使某一议题进入或逸出公众的视野。议题设置的理论认为，媒体能够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伯纳德·科恩就指出：“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民

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播媒介议题设置功能的集中体现。媒体能够通过持续对某一问题的集中报道，使原本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的事件成为一时间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这一事件主要是由媒体发起、策划，或在其进行过程中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认为这样的“伪新闻事件”就是媒介事件。当一个事件为传媒所塑造的时候，它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受众的口味是传媒在选择或制造媒介事件最重要的参考因素之一；媒体在迎合受众的同时也在引导着受众关注的重点；由于媒体是媒介事件的制造者和推动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有关媒体伦理的质疑。

2000年下半年中国媒体炒得相当火热的陆幼青《死亡日记》就是一个有相当典型意义的媒介事件。本文以其为个案，从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和推动入手，关注以下问题：媒体如何报道并构建了这一事件？媒体的做法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在受众和媒体相互迎合的状况下，如何评判媒体的社会责任？

一、《死亡日记》：媒体一手构建的“媒介事件” 陆幼青在第一篇日记中坦陈了发表“死亡日记”的想法，已经做好了成为媒体关注对象的准备（不论是网络还是传统

媒体）。“真实，就是价值。我们做不到真实的人生，至少能写真实的日记。”他对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展现无疑带有直播的性质，这自然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也为本次媒介事件埋下了伏笔。

从媒体报道的角度看，陆幼青的“死亡直播”带有很强的新闻价值：死亡作为一个事件通常蕴涵着异常性，这是选择新闻的一个判断标准；“死亡直播”作为一个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事件足以刺激受众寻求新鲜的神经；同时这一选择内含的冲突性（和传统观念的冲突，有关道德的争议）又可能让媒体保持一种评判者的地位，并有足够的情节加以展开。有关的死亡直播在大众传媒的运作中并非没有先例，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1998年也曾经为与癌症抗争的北京女孩张穆然专门做过一档节目。与这两个例子不同之处在于，《死亡日记》事件时间持续半年，更多的媒体参与使其带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争议。

根据美国学者兰和兰的观点，议程设置原先的观点有必要拓展，他们提出了议程建构的概念。下文将根据这一理论对媒体构建《死亡日记》事件的过程进行阐述。

2000年8月3日在“榕树下”网站（www.rongshu.com）刊出第一篇日记，放在该网站“专题”栏目下，据《死亡日记》的编辑、“榕树下”工作人员瘦马称，当时访问的人数也

不是特别多。这是因为“榕树下”并非专业新闻网站，而且网络新闻无论在受众范围还是影响程度上都尚无法与传统媒体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该事件是非强制性接触

（unobtrusiveness）问题，在这一特定议题上，公众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经验，他们获取该方面信息必须被迫依赖新闻媒介；对这样的议题必须由媒介广泛的报道——而不是仅仅出现在某个专业类文学网站的某个栏目。

8月9日《北京晨报》一记者偶然上网看到这一篇日记，经网站编辑联系采访了陆。采访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恐怕是所有媒体中采访时间最长的一次。8月11日《北京晨报》在“晨报要闻”中发表了题为《记录生命最后的尊严》的报道，这是有关陆的第一篇报道。网站编辑回忆说：“《北京晨报》消息发出第二天，我桌上的电话开始响成一片，上海的新闻界似乎突然之间苏醒过来。”第二天，上海《新闻晨报》在头版上以“上海版‘相约星期二’”为题做了图片报道，可能是缺乏第一手资料，报道直接使用了“榕树下”给《死亡日记》设计的一个页面。8月14日《北京青年报》在一直未能与网站编辑和陆本人联系、并取得授权的情况下，以整版篇幅刊发了《身患绝症来日无多面临死亡平静以对日记刻录死亡历程》，并首家刊登《死亡日记》。8月14日，《北京晚报》记者约定在陆家中的采访变成了多达11名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新民晚报》、《新闻晨报》、

《青年报》、《上海星期三》、上海电视台，北京的《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等中国最主要城市的主要媒体都在短短三天之内以较大的篇幅进行了集中的报道。

至此，媒体已经发掘了这一蕴涵巨大新闻市场潜力的事件，并通过突出的报道开始将其纳入公共视野。“榕树下”网站《死亡日记》栏目的访问量迅速增长到每天7万人次，并持续上升。

到了8月26日和9月4日，电视台《》和《实话实说》这两个在全国拥有庞大观众群和强大影响力的栏目也介入有关《死亡日记》的采访时，本次媒介事件的建构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奠定了其在公众视野中的显著地位。议程建构理论指出，当知名且可信的人开始谈论一个议题时，议题建构的速度会加快。白岩松和崔永元以陆幼青知心人的角色在屏幕中出现时，他们的影响力使《死亡日记》事件取得了远较在报纸等媒体上大得多的知名效果。此后更多的追随者加入到采访该事件的队伍中来，据《目击者——〈死亡日记〉的见证》一书所载，北京电视台“北京你早”栏目、Shanghai Daily（英文《上海日报》）、《人民日报·人文视窗》、《互联网周刊》、湖南卫视“有话大家说”栏目、《东南刊》等媒体都就陆幼青《死亡日记》进行了采访报道。

此时，从8月11日第一篇报道问世算起约一个月时间内，诸多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构建已基本完成了集中报道、吸引受众的阶段。随着越来越多媒体的加入，该事件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刚开始媒体介入时的单一色彩，陆幼青“死亡直播”道德争议、《死亡日记》出版悬念、是商业策划还是濒死体验等等问题逐步成为媒介关注的内容。同时，媒介在该事件上的集中“炒作”开始引起非议。

11月下旬，《死亡日记》由北京的华艺出版社出版，甫一上市便相当热销，媒体又获得了新的由头进行报道，有关陆幼青临死炒作的道德争议再次成为媒介报道和网上讨论的热点，而他进行“死亡直播”的初衷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11月底，美国一医药公司专程为他送来了治疗癌症的特效药，又引发了媒体和网上一片议论。12月11日陆幼青在上海去世，17日13时，他的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互联网上再度爆发悼念高潮，仅13时至14时30分，榕树下网站的访问者便逾三千。媒体抓住这一最后的由头，集中对《死亡日记》事件进行了综述性的报道和评论，该事件在媒体眼中屡屡入选诸如“2000年中国文化七大‘热点’”、“2000年中国民间的特殊事件”之类的盘点。

二、媒体构建《死亡日记》事件的运作机制受众市场的激烈竞争是媒体间议题设置的根本原因。受

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一定程度上在某一时间段几个不同议题之间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一家媒体报道的某一议题如果引起受众的关注，就意味着其他媒体的报道有受到冷落的可能。这时候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跟进报道，力图挖出更深更有新闻价值或市场价值的内容。这样的运作方法在当前的新闻业内已成为媒体的基本工作原则，竞争意识也已经内化为大多数从业者的职业意识。

在《死亡日记》的报道中较为突出的《北京晨报》的读者群与《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基本一致，发行数量大体相近，三者之间的竞争远较其它媒体更为激烈。上海本地的《新民晚报》、《新闻晨报》、《青年报》三家报纸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死亡日记》的刊载权是各家报纸争夺的焦点之一，《北京青年报》在与网站编辑无法联系上的情况下，未获得授权便“先斩后奏”地刊出第一篇日记，其理由是“迫于版面的发稿时限，我们只好在未取得陆先生和网站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先期开设专栏”，这无疑为该报与其他报纸的竞争中加上了有利的筹码。《北京晚报》、《青年报》、《周末》等报纸都争取过日记的刊载权，但都被陆本人回绝。

初步结果如下：

表1 （上海）《新闻晨报》报道的内容分析表2 （上海）《青年报》报道的内容分析

表3 《北京晨报》报道的内容分析表4 《北京青年报》报道的内容分析以上诸表经统计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四家报纸在第一次报道《死亡日记》事件时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重点在于该事件本身的事实。这是相当审慎而聪明的做法，初次报道便赋予某个事件以一定的意义是危险的，有可能对事件的性质把握失当，影响读者接受该报道。

从第二次报道开始，四家报纸开始给该事件赋予意义。《新闻晨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以同情、钦佩为基调，从其使用的关键词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形象：陆幼青坦然面对死亡，以日记的形式追求生命的尊严，勇敢、乐观、镇定，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方面是现代都市中人可效仿的参照。这样由传媒“塑造”出来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英雄的色彩，悲壮而深刻，抓住了读者心中最容易被打动的阅读兴趣。《北京青年报》8月23日的新闻《面对死亡你能否放声大笑》(21)显示，85%的被访者能够理解陆幼青的感受，同时也对他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死亡作出了高度的评价。57%的被访者已经读过或者有兴趣读他的日记，在已经读过的人中，对日记都有很深的印象，认为日记体现了一个人在直面死亡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坦然。可以认为，受众在接受这样非强制性议题的时候，对该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媒

体预设基调的强烈影响。同时，媒介在报道该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报道的规模（版面大小位置）影响了受众对该事件重要程度的判断，四家报纸报道该事件时不留余力的版面使其的重要程度迅速提升。

为了让公众更易于接受，不少媒体在发稿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相约星期二》(22)。该书在全球的畅销为媒体推波助澜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而且其已有较大规模的阅读者和知名度，将《死亡日记》与之相联系，使受众在认知、理解、接受《死亡日记》时有了可以对照的指标和方向。媒介把已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事件与社会图景中易于辨认的象征和事物联系起来，使受众能够较为容易采取自己的立场，这是媒体在议程建构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策略。

但并非所有的媒体都会对同一事件赋予相同的意义。《青年报》自始至终未表现出与其他三家报纸对陆如许之深的同情和钦敬，而是力图勾勒出这么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陆不是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同样有着对死亡恐惧和痛苦，写《死亡日记》与其说是面对死神的勇气不如说是对生的留恋。这种策略可能出于以下考虑：由于《青年报》介入该事件时间比较晚，为了弥补后发劣势，另辟蹊径是可以理解的做法——在其他报纸大同小异的基调之外发出自己的见解，争夺对焦点人物报道的主动权。但这是比较危险的策略，因为文章所呈现出来的这么一幅图景与陆本人的预期有相当距

离，可能招致陆的不快——作为本次事件最为核心的人物，他对所有媒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新闻源，无疑具有着对媒体相当程度的心理优势。在第一次报道《生死对撞的尖峰时刻》之后，《青年报》更换了采访该事件的记者，这并不符合新闻工作的一般惯例(23)。但出于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该报在之后的报道中仍然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媒体之间对事件/人物“命名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话语权）的“争夺”可见一斑。

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在多年前指出的一样：媒介更像是探照灯，该探照灯往何处照，往往取决于在某议题上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取决于人民为获取注意而制造的伪事件，也取决于新闻记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惯例。(24)

三、有关媒体的伦理争议

就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媒介事件而言，媒体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掘或构建一个事件，通过广泛的报道将其纳入公共视野，并赋予该事件以一定的意义，从而让公众接受，以此完成对整个议程的建构。问题在于，媒体涉入如此之深，甚至有可能直接推动了事件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媒体本身的伦理争议。

《死亡日记》作为一个典型的媒介事件，有关这方面的争议和反驳几乎伴随了整个报道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博库

网总编辑黄集伟于10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网络版“死亡直播”：狂欢，然后谋杀》(25)。文章打破了此前媒体报道的基调，直指媒体存在的伦理问题：媒体将病人及其家长的痛苦当成炒作的“卖点”，受众在其引导下忽视了《死亡日记》中意义深刻的蕴涵，而是追求感官的快感——这无异于是一场为了商业目的所上演的谋杀，媒体难辞其咎。

“榕树下”网站总编辑、作家陈村曾以嘉宾身份出现在为陆幼青拍摄的《实话实说·相约星期二》节目中，他很快以《黄集伟把陆先生发表日记说严重了》(26)回答黄对《死亡日记》事件的质疑。但是陈村对黄的答复并不有力，他更多只是从各方面参与者的出发点进行辩解，与黄文着重对事件的整体评判并非在一个层面上。

初步结论是：网友对陆幼青持的态度是比较友好的，但对媒体无一持赞同观点，更多的是对媒体在本次事件中的行为表示不同看法。新闻界一样有不同看法，由《南方周末》主办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创刊号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批评“事先张扬的死亡和我们”。有关媒体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媒体和出版商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此事；媒体的报道干扰了陆幼青最后生命的平静生活，使其压抑了作为常人应有的害怕；传媒使陆在道德审判的旋涡里沉浮不定，陆的家人也受到了媒体的“挟持”、传媒在有意无意间利用受众渴望了解外界的需求，煽情的报道让受众的选择权受到了挑战等等。梳理下

来，争议主要集中在媒体和陆幼青及家人、媒体和受众的关系上。

媒体的做法是否有违道德?“任何一个决定的作出都必须对一系列价值观进行清理，这些价值反映了我们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性的设想。”充满激情的批评或辩护未必能看清楚事件的本质，关键是要对媒体在报道时作出的决定进行分析：记者/编辑在报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奉行的是何种伦理原则，行为是否忠实于他们认定的原则?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是否有可以探讨的地方?他们行为的初衷和后果是否发生了背离?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价值观和作为普通人对他人私人生活的尊重是该事件中两种起主要作用的价值观，也正是由于两者的冲突，使对事件的评判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职业价值观要求新闻从业者要及时真实地报道新闻事件，公众有知晓新闻事件事实的权利是其所奉行的一项原则。《新闻晨报》第一次当面采访陆原先是安排和其他媒体一起进行，但记者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就应该及时采访，让读者尽早知道更详尽的事实，而不是等待，结果她说服了陆的妻子，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单独采访了陆。在这个决定的过程中，职业价值观起了绝对主导的作用。《北京青年报》8月18日的调查。显示，北京市57%的受访对象

认为，媒体应该追踪报道这件事，以唤起人们对陆先生的精神支持，同时也能让人们正视死亡。可见，了解更多新闻事实这一受众的合理要求，是媒体进行报道的合法性来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没有在尊重陆的私人生活这个价值观面前犹豫。崔永元在《慢慢走，欣赏啊》一文中写道：“第一回读他的日记、内心是个俗感觉：既恨又爱。恨的是媒体炒作，曾经颠倒黑白，现在又不论死活了，把日记冠上死亡二字，无非是招徕看客的伎俩”。白岩松的想法则是：“面对与他马上要开始的采访，我足既想拥有又想拒绝。觉得残酷因此想拒绝，可面对死亡的豁达背后又一定有‘货’，于是又想拥有。”但在这样的矛盾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忠于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北京青年报》在陆的告别会上的致辞可以说是代表了媒体在两难之间选择的缘由：“媒体的采访，无论是对陆幼青的身体还是生活，都是一种打扰；有时看着他支撑着瘦弱的身体面对记者、面对镜头，我们也会十分不忍和犹豫。但，我们的身后是《北京青年报》的百万读者，他们希望了解陆幼青，希望看到陆幼青在生命经受考验时的真情实感”。

不过也有例外。最早报道《死亡日记》事件的《新闻晨报》在其他媒体大规模介入后却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对出现的种种争议性话题没有跟进报道。记者的想法是：“我的工作要求客观真实的报道，势必给被采访人带来影响。但作为陆幼青的朋友――也就是不从记者角度考虑的话，我不想卷入

那些争议当中。”在陆去世后发的新闻里，她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在，陆幼青走了，把是非褒贬丢在了身后。正如他在8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别人看起来很重要的事，对我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记者在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和对他人私人生活的尊重发生冲突的时候，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

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是符合其职此要求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太多可指摘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在于，告知受众事实和保护私人生活哪一个更重要?是否能够找出获得认同的、普遍的标准?

四、媒体伦理与大众文化

进行“死亡直播”是陆本人自愿的选择，但他的初衷是：“我希望以我的行动呼吁社会对数百万的肿瘤患者给予更多的关爱，让他们能够少受病痛以外的折磨，鼓励他们生存的勇气。”即使这是陆的一次策划，也未必见得低下，至少就他的生死观给公众带来的启示而言，有相当大的正面价值。他需要媒体的报道，需要公众的关注，但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私人生活都必须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

问题在于，这条界线太模糊了。在职此价值观的驱动和同行的竞争压力下，媒体像撼动了开关的机器，一经发动便无法停止，势必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层次”的新闻挖掘。记

者对陆及其家长提出相当残酷的问题，报道其日记出版的稿酬悬念，炒作他是否应该服用治癌的特效药，这部是出于满足受众的需要，受众关心事件进程的需要（发展至极端就是窥视猎奇）也得到了满足。陆掉进了由自己挖掘的、媒体和受众合谋的陷阱当中，写的日记露出越来越多和读者相迎合的迹象，在采访时达观幽默的表现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但关于《死亡日记》事件的争议并不仅仅止于媒体的伦理讨论上，大众文化的反思成为不少论者关注的中心。黄集伟就认为：“所谓大众文化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个以‘狂欢’为其艳丽包装的‘谋杀’：它掐死生命的平凡状态，也把人内心优雅的恐惧大卸八块；它断绝了有可能输送给生命哲学的思考之氧，也干干脆脆摒弃了那种纯净的而非商业化的对于生命无奈的礼赞……”还有的观点认为：“一个平常人的死亡，一下子成为公众重视的焦点。这背后是什么在操作着：商家的商业运作，媒体的恣意炒作，和平庸大众猎奇心态的满足……死亡不再是死亡，书也不再是书，这一切现在只是一个事件。”

媒介在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把公众固定在媒介前，另一方面却具有改变社会的潜能。受众在媒介的报道轰炸之下，不仅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缓解由缺乏信息导致的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全感，而且通过对事件“身临其境”的认知――特别是电视，特别是现场直

播――获得对历史事件/社会进程的“虚拟”的参与感。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构成了一个文化市场，其巨大的潜力使媒介不遗余力地将社会事件/人物可能具有市场潜力的每一个角落都发掘出来。受众演变成了平面的消费者，媒介成为新闻商品的生产商，而作为新闻源的事件/人物则是这个生产链条的原料来源。

在这种情况之下，媒介对私人空间的侵入顺理成章，因为这样的报道最能满足受众的好奇和窥视欲。无论当事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大众文化工业的驱动之下，他们一样无处可逃。并且，置身于媒介和公众的关注之下并非一无是处，由此带来的“公众人物”的心理满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样逐渐形成的社会氛围之下，心甘情愿被人“围观”也逐渐有其社会心理基础。新浪网在线直播“世纪宝宝”分娩过程，报名者多达数百人，此前“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也是应者云集。报名者、主办者、观众都无可指责，他们只不过是进入了文化工业/媒介工业流程的一个环节而已。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Trueman show，翻成“真人话剧”恐怕更为贴切）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现代工此社会的无奈之处。

陆幼青的选择最初就打上了大众文化“做秀”的烙印，而接下去的进程由媒介、受众和他一起完成。《死亡日记》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媒介事件，更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

化事件。

程度。伯纳德·科恩就指出：“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民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一、《死亡日记》：媒体一手构建的“媒介事件” 陆幼青在第一篇日记中坦陈了发表“死亡日记”的想法，

已经做好了成为媒体关注对象的准备（不论是网络还是传统媒体）。“真实，就是价值。我们做不到真实的人生，至少能写真实的日记。”他对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展现无疑带有直播的性质，这自然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也为本次媒介事件埋下了伏笔。

2000年8月3日在“榕树下”网站（www.rongshu.com）刊出第一篇日记，放在该网站“专题”栏目下，据《死亡日

记》的编辑、“榕树下”工作人员瘦马称，当时访问的人数也不是特别多。这是因为“榕树下”并非专业新闻网站，而且网络新闻无论在受众范围还是影响程度上都尚无法与传统媒体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该事件是非强制性接触

闻发布会。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新民晚报》、《新闻晨报》、《青年报》、《上海星期三》、上海电视台，北京的《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等中国最主要城市的主要媒体都在短短三天之内以较大的篇幅进行了集中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