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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发现和限制_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共同本质

来源:小侦探旅游网
2006年4月第8卷第2期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NanchangInstituteofAeronauticalTechnology(SocialScience)Apr.2006Vol.8No.2

人的发现和限制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共同本质

齐昂昆,彭春霞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江西南昌330069)

     [关键词]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的发现;人的限制;王权

     [摘 要] 欧洲中古末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在经济上独立了的王权不再甘于听命于教

皇,传统的神圣权威由此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且有了经济基础的新兴市民,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也力图摆脱落后神学对其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阻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就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历史背景也决定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必然有其局限性———在发现人的同时又限制了人能力的发挥。

     [中图分类号] K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12(2006)02—0042—03

Discoveryandrestrictionofhumanbeings

———TheessencecommontotheRenaissanceandtheReligiousReformation

QIAng2kun,PENGChun2xia(NanchangUniversityofAeronauticTechnology,Nanchang330069,China)

Keywords:Renaissance;ReligiousReformation;discoveryofhumanbeings;restrictionofhumanbeings;diadem

Abstract:AttheendoftheMiddleAgesinEurope,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therevivalofGreekandRomanculture,theeconomically-independentdiademwasnotwillingtobeunderthecontrolofthePapacyanymore.Bythen,traditionalauthorityoftheChurchhadbeenseverelychallenged.Besides,therisingclassofcitizens,wholaterbecamebourgeois,alsointendedtogetridofthe2ologicalhindranceto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theadvancementofnations,whichledtotheemergenceoftheRenaissanceandtheReligiousReformation.However,thehistoricalbackgroundsofthattimealsoresultedintheirlimits———ontheonehand,discove2ringhumanbeings;ontheotherhand,restrictinghumanbeings’ability.

自476年西罗马崩溃到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欧洲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欧洲文明因其带有显著的宗教色彩而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自此,信仰时代开始了,欧洲人不再完全重复希腊罗马文化的古典风格。但在这整整一千年中,欧洲人一直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之间的深刻矛盾,他们既痛苦又无奈地同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一切进行永无休止的战斗。欧洲中古文明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文化也在教会的控制之下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发展,因而又被称为文化上的“黑暗时代”。

物极必反,教会的压制使得追求科学的人一心埋头于研究和探索,去发现真理来推翻当时至高无上的教会理论。科技的发展首先带动了经济的迅速进步,资本主义就这样在经济领域萌芽,继而推动了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在经济上独立了的王权不再甘于听命于教皇,传统的神圣权威由此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且有了经济基础的新兴市民,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也力图破除中世纪落后神学对其经济发展和世俗民族进步的阻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就应运而生。

近代欧洲思想文化经过这两大变革后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推动其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把基督教笼罩下的中世纪欧洲看作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么16世纪就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然而,这种信仰危机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开创性地发现了人。人的发现着眼于对人自身的肯定,提倡用自己的方式去信仰,而不再是盲目的信仰,即“人重新在对自己精神的宏伟创造的观察中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的高尚优雅,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生的、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兴趣和研究,获得了观察的才能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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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正确观点”。然而,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也决定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必然有其局限性———在发现人的同时又限制了人无限大的能力。

欧洲的14-16世纪,史称“文艺复兴时期”,也被称为“人的发现”的时代,起源于意大利,继而发展到西

[收稿日期] 2006-02-03

[作者简介] 齐昂昆(1979-),女,江西景德镇人,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助教,英语本科,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第2期齐昂昆、彭春霞:人的发现和限制43

欧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其实质是人文主义运动。文艺复兴指的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中古时期,日

耳曼人的欧洲所继承的古典文化残缺不全,经过教会的“精心挑选”后更带有不完整性和宗教主观性。从11-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新兴市民阶级形成并逐渐强大,出现了摆脱教会束缚的市民文化和一大批由城市创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人文主义者。在欧洲,古典文化在人文主义者的倡导下再次得到繁荣,他们强烈反对使用中世纪注解或文摘的方法,并通过使用古代原本教材让人们看到了古典文化完整的、本来的面目,这不仅矫正和恢复了中世纪所歪曲的古典文化,而且也为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进一步兴起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出发点。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人文主义者深刻地感悟到人的伟大,并对人的能力给予充分肯定,追求人的发展,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转向了人。文艺复兴由于“首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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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这就是“人的发现”。“在被誉为‘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三杰’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充满了对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人的世俗生活、人的真实欲望和情感、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的热情歌颂,对教会腐败、虚伪、扼杀人性的激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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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虽然人文主义确实对人的尊严给予很高的评价,批判了教会的虚伪腐败,但它还是十分宗教化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发展到否定上帝至尊地位的程度。“文艺复兴思想家都不反对神学,也不反对教皇,众多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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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作品都以基督教神学为题材就是证明”。比如,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因著有《乌托邦》一书而著名,他设想的乌托邦堪称理想国,在鞭笞教会种种罪行的同时却没有排除上帝和宗教在其乌托邦中的地位。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斐微斯在《关于人的寓言》一文中,热情地讴歌了人及其创造力,如人的智慧、发明,文明不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的创造,人由卑微者转为了被尊敬羡慕的对象,但他一样重申了基督在人心中的重要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达.芬奇更是典型代表,他可谓是全才,在绘画、雕刻、工程设计、物理、生物、哲学等各领域都登峰造极,他一样承认圣经是“最高真理”,《最后的晚餐》就是他对神的敬爱的最佳表现;只是他不拘于教条,不断地去试验,所以才取得了如此高而广的成就。

人文主义者的宗教化就决定了其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比如去除繁缛的教仪,争取信教自由,但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生存的根基。首先,人文主义者只想减轻封建帝王的横征暴敛,给人们以喘息的空间,甚至寄希望于加强君权来约束地方割据,借以保护市民阶级的经济活动。比如,人文主义者但丁、彼得拉克、莎士比亚、拉伯雷的爱国情怀就突出地表现了对王权的渴望和崇拜。其次,人文主义者必须有闲暇和财富来从事活动,因此决定了其必然局限于上层知识界,并依附于权贵阶层,因而也就不可能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实现根本的彻底的变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是个典型例子,他从来就不反对教皇,并企图以取得教皇支持来实现他的共和制梦想。再次,世俗民族势力的逐渐强大也要求王权为了维护自己民族教会的利益去容忍人文主义者的嬉笑怒骂,甚至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而当时的王权又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既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新兴市民反对教皇的权力又害怕他们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在变革的过程中不免有妥协之举。人文主义者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世纪基督教的基石,而这一任务接着就落到了宗教改革者的肩上,但宗教改革者也同样走不出这一阴影。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宗教改革看作是人文主义在宗教神学领域的延伸,而且其影响甚至比人文主义更大更深远。后者是从外在的角度批判基督教教会的专制统治,腐败堕落,而前者则是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变革,是深层价值观念的革命。宗教改革家再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重新解释基督教经典,抛弃人文主义者的温情面纱,旗帜鲜明地反教皇、反教会,给统治欧洲一千年的基督教以致命的打击。这样,罗马天主教会在“基督教大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一个个独立的民族教会和一个个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取而代之。人由此摆脱了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卑微地位,一跃成为有能力去理解上帝旨意并为上帝服务的主动性对象。正如英国史学家丹皮尔所说:“宗教改革家有三个目标。第一,整顿由于有人滥用罗马会议、由于许多僧侣们生活放荡而遭到破坏的教律。第二,按照先前遭到镇压的某些运动的方针改革教义,并返回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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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状态。第三,放松教义的控制,准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根据圣经做出自己的判断。”

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修道士们更注重研读原文圣经,而不是依赖于中世纪注解或文摘。从威克里夫到胡司,从路德到加尔文,他们推动基督教教义和教仪改革的重要依据都是二世纪形成的圣经,即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全书》和由希腊文写成的《新约全书》,而不是中世纪流行的拉丁文圣经及教父哲学家和经院学者的哲学解释。“马丁.路德算得上近一千年内欧洲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路德以及他所触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在欧洲,也在北美和澳大利亚掀起了巨大影响———如果再谈到基督教新教宣传运动的话,那么对世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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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

他地区也有深刻的触动”。我国现在所说的基督教一般指的就是新教,可见新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天主教。路德对圣经经文的重新研究使他站得更高,他将新约翻译成德文,这是第一次希腊文版不受武加大译本的影响被直接用于德文的全译本,路德浅晰明了、生动有趣的译文使普通百姓都能理解。而后,他还重译了旧约,在行文中,他有时为了需要而放弃逐字直译希伯来文,选用流畅通俗的德国惯用语。路德认为每个教徒都有责任研读和解释经文,用自己的方法来理解上帝的福音。他对新约旧约的重译就体现出他个人对圣经的独到见解,表达了他希望普通民众能主动去阅读和信仰圣经而直接与神交流,从而解放被教会禁锢了的思想———发现了人,并鼓励用人自身的方式来赎罪,来改造自身而推动世界的进步,不再盲从。

除此之外,宗教改革家对当时教会的一些陈旧的风俗习惯感到反感,宗教改革的先驱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和做法就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路德认为,在教会的误导下,修道院鼓励修道士用自己的圣洁取悦上帝,并将不现实的苛刻要求与良心的枷锁套在了修道士的身上;还认为在宗教活动上投入过多精力和体力并不能解救自己,反而会使真正做好事和行善的时间和精力变得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事实上会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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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喜悦,因为他们做的这些好行为不是为了换取自身利益,而是出于单纯的感恩与顺服”。比如,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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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撒是需要信徒去相信的应许,不是需要做出来的功课”。人不能靠外在的事功或苦修使灵魂得到拯救,“对于生命,对于释罪,对于基督徒的自由,有一样东西,并且只有一样东西是必需的,那就是上帝的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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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话,基督的福音”。“我们凭信仰基督所要除去的,并非是‘事功’,而是对‘事功’的迷信,是那种想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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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获得释罪的愚蠢想法”。同样,加尔文认为,“个人的功德和教会的存在都不能改变上帝的先定,不过虽然人们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尘世的行为也不能改变上帝的‘先定’,但人们也不应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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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的努力,而是应当坚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积极求取事业上的成功”。这些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综上所述,说明宗教改革家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基督教教会形式中不合理的东西,把大众从繁琐的教仪中解放出来,去努力实现人在现世的成功,从而最终达到拯救。

宗教改革持续的时间很长,思想派别也或多或少各有不同,但其最终还是结束了教皇在欧洲长达一千年的黑暗统治。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几乎都是颇有学问的教士,他们并不否定宗教,而是反对罗马教廷的专制,以期实现自己的思想愿望,当时许多国家王权统治阶级正好利用它来完成国家制度的改革,客观上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地位的确立。相应地,宗教改革从路德的“因信称义”发展到加尔文的“先定论”也逐渐表现出其越来越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加尔文教从道德上正面肯定了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除此之外,宗教改革者也是利用教权和王权的对立来实现其变革目的,在改革取得一定效果之后,其依附王权的性质就越来越显著,最终不得不与王权相妥协,后来也就逐渐成为了一种改良运动而销声匿迹。究其根本,基督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从来就是教导被压榨的百姓们要服从现存秩序的,宗教改革虽然改掉了基督教中不少荒谬的东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宗教中人的被动性,正如他们认为的那样,人是自由的,人可以去改变世界,但人又受到上帝的先定,只能为上帝安排好了的命运而奔波,这也恰恰是后来资产阶级所希望存在并且加以利用的。

从根本上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在于它们的适应性。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把欧洲日耳曼古老文化和宗教改革成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文化和宗教。反之,新兴文化和改革后的新教只有借助新的统治阶级的赞助和支持才能在新时代生存、发展。总而言之,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发现了人的伟大力量,同时因为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妥协性又限制了人能力的发挥。

[ 参 考 文 献 ]

[1] 涂纪亮.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15.[2] 雅克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2.[3]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5.[4] 董小川.世界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33.[5] W・C・丹皮尔.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69.

[6] 格拉汉姆・汤姆凌.真理的教师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 格拉汉姆・汤姆凌.真理的教师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1.[8] 格拉汉姆・汤姆凌.真理的教师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9.[9]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41.[10]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75.[11]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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