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

荷兰病的名称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以前，荷兰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并且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后来，荷兰在北海开发出了新的天然气资源。结果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冲击导致油价上升，都给荷兰带来了意外的收入，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情况似乎对荷兰不利，因为荷兰越是增加天然气的生产，其生产出口产品制造业就越是萧条。由于天然气生产的迅速发展，工资和利润大幅攀升，挤压了传统制造业的人力和资本，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逐渐丧失了。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荷兰病”。指的是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的现象——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资本被吸走，出口高额盈利使货币升值，从而削弱了出口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繁荣结束后，经济增长崩溃、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因此被有的人称为“资源诅咒”。

这种情况不仅在荷兰出现，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分享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横财，以及后来新开发了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症状。鉴于此，经济学家们认识到，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也可能因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等。

这一问题的产生，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般情况下，由于新资源的发现而获得的意外收益的确会对原有出口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或导致非工业化现象的发生，由于新兴部门的高收益，资本和劳动会从传统产业部门流入新兴部门。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出口增加，使该国贸易收支顺差。固定汇率制度下，将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传统出口部门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而在浮动汇率下，贸易顺差将导致本币升值，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减少。无论哪一种情况，传统出口部门都成为牺牲品。

尼日利亚是一个典型案例。1973－74年，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后，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翻了两番。1979－80年，石油价格又涨了一倍，结果，1980年末，石油贸易条件是1972年的7倍，这种“石油意外收入”占尼日利亚70年代和80年代初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这些意外收入全部成为支出，公共投资增加，公务员工资涨了一倍，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实际汇率上升，到1984年，尼日利亚名义非石油出口下降了近90％，呈现了典型的荷兰病症状。其中，农业受损最重，出口量下降了2/3。因此，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油价暴涨，尼

日利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情况会好些。

印度尼西亚也是分享石油意外收入的国家。但是印尼在整个飞速发展时期，力争收支平衡，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同时，印尼采取了将石油收益用于经济发展。首先，扩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包括资助灌溉系统、鼓励优良品种、改造农村医疗和教育设施，增加农业投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避免货币实际升值，维持其真实的水平，使非石油产品出口一直保持在7％的增长率。因此，印尼没有出现荷兰病症。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Ｗ．Ｍ．Ｃｏｒｄｅｎ和Ｊ．Ｐｅｔｅｒ Ｎｅａｒｙ在１９８２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如Ｓａｃｈｓ等人已经通过比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验证这个命题。问题在于，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是必然趋势。Ｇｙｌｆａｓｏｎ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自然资源的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相对少的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阻碍了的制度创新，既然钱来的这么容易，那又何苦费尽心力搞什么制度创新呢？Ｋｏｒｈｏｎｅｎ和Ｈａｌｖｏｒ Ｍｅｈｌｕｍ等人的研究认为导致资源诅咒的根本因素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