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６卷第５期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ｏ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１．４６ ＮＯ．５ ２０１８年９月 Ｓｅｐ．２０１８ 互动性研究：当下理性建构的文化变迁 高 楠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１３６） 摘 要：当下中国正经历大规模社会转型性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使在先前社会文化模式或社会文化中 形成并与之适应的社会理性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它导致既有历史价值尺度及生活范型标准发 生重要变化，又进而引发社会的探索性变革，其中包括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社会行为模式的演化。在这 个过程中，新的社会理性逐步形成，并在与文化变迁语境相互作用中，由新构而定型并进而细化，理性的行为及 言谈形态也因此以不同学科领域方式被予以表述。 关键词：互动性；文化变迁；理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１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ｌＯ０２—３２９１｛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３５—０９ 从各学科的当下状况而言，中国正处于活跃的社会理性建构期。活跃的理性建构期不同于通常的理 性沉积期与延续期。前者更富于批判性、解构性、创新性与组构性。当下理性建构的这种特殊性与它置身 其中的巨大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出于对于社会理性建构本身的关注，文化变迁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关系及 这一关系中文化变迁的语境性特征就成为一个须予求解的理论话题。 一、社会转型性文化变迁引发历史性巨变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历史中形成，并因历史而变化。渐变是文化常态。但文化也有非常态的阶 段，在这样的阶段，文化从构成元素到结构，会发生振荡性的全方位变化。使文化进人非常态状况的社会 自身原因，便是社会转型，亦即社会形态及社会构成发生整体性变革。对于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非常态状 况，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引发的大规模文化变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论中曾作过精辟阐释。当下中 国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社会转型性文化变迁。 新时期以来四十年历史性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文化结构的振荡性变化。振荡性变化是对于这场变 化的形象描述。振荡，即不再遵循常态下的稳定的延续性，而体现为跳跃性或跨越性的发展变化，大量未 测因素或测不准因素参与进来，大量潜在因素转化为显在的动力因素与生成因素，而先前发挥重要作用 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因素，此时则丧失它们的生成活力与稳定功能，成为被弱化甚至被消解的因素，这便是 历史上各社会转型时期复现的社会状况。 中国社会转型性文化变迁状况，可以以先秦时代为例。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延 续近五百年，完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集权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猛烈转型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既有 社会制度因其得以确立的社会根基的动摇、分解而难以为继，同时发生的，是与之相应的伴其而生的意识 形态领域的震荡与解构。这种情况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说：“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在动荡中，各阶级各 阶层都起了变化。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受这个阶级的支配，由此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一Ｏ８—０８ 作者简介：高楠（高凯征），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ｈ－￣Ｊ：文艺学、艺术文化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１４ＢＺＷＯ０４）。 １３６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正 生地主统治的封建社会。西周领主统治与秦汉领主统治的中间，东周和战国，正在进行着两种统治的交替 运动，东周则是这个运动的开始。”…１社会经济模式的改变带来社会政治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形成强大 的震动效应，带来整个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转型对于先在文化而言，是失衡与失序，是新生文化因素的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演进与发展，是新的文化等级与社会文化秩序的建立。固然，这种旧序瓦解与新序 建构的过程，是在疾风暴雨般的冲击中展开并完成的。这是奠基在价值重构基础上的社会文化秩序的重 构。王运熙、顾易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中，从当时思想领域状况进行了这种重构 的概述：“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急剧的变革。周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贵族对政治和文化学术的垄断局 面打破了，新兴力量上升了。‘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反映各种势力问的激烈竞争，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 文化的下移，思想的。这时涌现出许多私人学派，其创导者与继承者各自提出自己的哲学、政治、经 济、文学主张，树立旗帜，招收门徒，周游列国，进行游说、讲学、辩论、立言著书活动，形成了历史上艳称的 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２］这段概述虽然按照著述当时的思维模式，把那段时间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因 高度简化为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的线型联系，因此疏漏了很多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民族的、 宗教的、社会心理的、生态的、外交及社会交往的等重要因素，但总体把握的社会发展走向是合于被此前 及此后众多文献证明的历史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在这里以其历史的 普遍性意义而被验证。这段概述说明了先秦时期巨大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层位、生活秩序的 巨变，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多元性的、超越性的演进。这段概述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揭示社会转型 性文化变迁引发社会的历史性巨变的情况。 二、社会的探索性变革 历史性巨变在当下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中以与先秦时代相类似的剧烈程度得以重演。当然，这里说的 重演只是就文化剧变的程度而言。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转型期有不同的历史规定及历史目的，因此也有不 同的历史内容，这无法重复。但不同社会转型期就其过程展开程序和强度而言又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其 相似程度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前后所发生的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起于转型前社会形态自 身的日渐混乱，社会控制力量严重丧失，难以为继；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也是 起于转型前社会形态的混乱与失控；而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社会转型，即由政治决定向经济发 展的转型，也同样是起于转型前社会形态陷入巨大混乱，这类形态因难以为继而失控。欧洲 的宗教改革也是如此，这也是欧洲社会的一大转型，同样起于改革前那套教会的混乱不堪及对于宗 教管理的失控。由此可见，混乱、失控是大规模社会转型得以发生的相似性前提。其实这就是规律，黑格尔 在其《历史哲学》中称之为“理性”，认为历史本质上是活动的“理性”的产物，历史上世事变迁不断发生，但 其中存在着普遍的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普遍的内在的联系，使历史发生的事属于“现在”而非“过去”。黑 格尔的“理性”，用今天更为通达的哲学视野来说，不过就是对可供理性把握的历史过程中某些相似性及 奠基在这类相似性基础上的普遍性的哲学提升。 当下，大规模社会转型承历史“理性”而来，重演着一种起始阶段的对于社会形态的性否定 或结构性否定。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既有社会形态的否定力量总是从既有社会形态自身产生出来，并进而 转化为一种异己的否定性力量，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否定或批判力量正是从被转型被否定的既 有形态中产生出来的，即既有形态的政治化，以及由此派生并与之配套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当 时，它们不是变革于自身的荒谬及无可化解的内在矛盾，而是变革于它们所造成的实践后果，它们在自身 酿就的灾难中照见了自己的与社会发展不相切合的状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敬重于真理的 国家全局性实践的领导者，在先前形态状况下生发了扭转全局的战略意识，这便有了当下社会转型 期得以起始的战略性决策，这正是历史上社会转型理性的当下化。不过，向何处转型及如何转型，转型的 第５期 高楠：互动性研究：当下理性建构的文化变迁 ｌ３７ 程序安排及要点安排，历史理性却并不提供这类更为细致的参照，这获利于承继历史理性又超越历史理 性的当下意识。这是一种实践理性或实践意识，这里充满了探索性，即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及现实发展的可 展望的理性出发，确定超越的指向与尺度。改革开放——小康之家——民族振兴，这是超越理性的递进式 目的体现，这也是当下社会转型得以起动并展开的实践理性的指引。 探索性，是社会变革启动时的基本属性、历史属性，在当下社会变革中，探索性又具有继往开来的属 性。在当下探索中，经济与政治改革的目标被确立，并借助于实践理性的现实具体化，而在全国 不同领域不同层位得以全方位的目标性实施。因此，可以说，社会转型的启动，既是制度性或社会结构性 的，又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时代理性的意识运作性的。前者是转型的物质性起点，后者则是转型的精神性起 点，二者在启动中互为引导又互动前行。这期间，经济变革的重要问题是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即如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忽左忽右摇摆前行的改革过程， 没有预先的理性答案或理性设定，唯有以社会发展为取向的即时判断。在这样的判断中，决策者的历史理 性与现实实践理性的综合作用，相交互地进行着社会转型的引领，并在这一引领性的历史转型中，其合于 历史发展的性质被现实实践所证明。 形态的结构性变革在精神形态的目标设定中实施，实施的力量反作用于时代的精神形态，进而 带动精神形态的振荡、分化、矛盾与提升。这是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一段时间里，时代的社会理性所面临的 如何维系的困境。 那段时间，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的社会境遇——这也是时代的社会理眭境遇，这一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便是社会理性所由取向的政治地图被政治——市场经济发展地图所取代。地图意识 是一种空间意识，当年面对地图而指导全国战局并全局获胜，证明着这种空间意识对于时代理性 而言是何等重要。而这两幅地图的更迭过程却是充满了斗争的。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转化为“十亿人民九 亿商”的时代概况，这是当时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并终以政治——市场经济发展的地图成为时代取向的 地图。电视剧《家有九风》中，一位普通的农村老太，竟然也在想象中参与航空母舰的转手倒卖，这便是一 种象征性的时代体现。 这期间与经济变革相应的是政体变革，政体变革的现实依据，是中国十几亿人ＩｚＩ的现实生存与 发展，这关系着种族延续，进而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有度而有效地管理与引导这种有关种族生存与发展 的大事。由此突出了政体改革的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取向，这一取向的政治话语的概括，便是要坚持管理与 引导，要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政体改革的取向，其合理性完全可以在历史的惨痛经历中 得到证明。而与这种政治表述有同样意蕴的政体变革现实，用学术的话语说：即不管怎样认识与争论，这 种政体改革的目的性都体现了历史的合理性。政治——市场经济发展地图在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时代 变革中被描绘出来。 三、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 随着拥有历史合理性的经体与政体改革的展开，是更为广泛的既有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其富于 代表性的方面，是维系着先前社会有序性的社会文化阶层及不同社会文化阶层的各得其所的社会文化层 位，都面临着被解构、被的现实。这便是文化学所说的文化秩序亦即社会秩序的问题。这是随社会体 制形态变迁而来的社会文化秩序的变革，这一变革是乘势而为，即乘历史之势，这是无法避开的。 当下社会转型期文化秩序变革的突出方面，是一些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及既有文化秩序格局的全 局性改变。农民工阶层与时尚明星阶层，白领阶层与管理白领的金领阶层、富豪阶层，都是在文化秩序变 革中被推出被推升的新生阶层。这些新生文化阶层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出现并且声势浩大，使得既有 文化秩序被打乱并且重组。于是，社会文化层位错位、失序的状况，成为当下社会转型期令人关注的状况。 ｌ３８ 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钲 段时间，富豪阶层占据了市场经济文化的高端，然而，就整体来说，他们又并未进入历史文化与社会文 化的高端，他们并没有获得进入文化高端所必需的文化经历与文化修养，他们的崛起过程是在既有文化 结构因解构而失去其原有的限定，新的文化结构又尚未成型尚无健全的限定功能的情况下，而发生的非 结构的或叫作无序的生成过程，这是非文化的单线突进的利益获得过程，也可以说，所谓的富豪阶层并没 有培育出与之相应的阶层文化。所谓的白领阶层也是同样，面临着在社会文化序列中获得定位、亦即明白 身份的难题，这一群体是社会文化的高端，他们比富豪阶层（整体上说），更具有高端文化的特征，但他们 却无法进入市场经济文化的高端，他们只能被并非文化高端却在市场经济文化这一分支文化中占据高端 的富豪阶层所统辖。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母系统与市场经济文化子系统间所发生的错位性冲突。文化 的，在文化子系统中丧失了文化的意义；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却在文化子系统中获得了高端文化的意 义，并进而对文化母系统产生影响。这是社会转型期文化失序的重要原因。举个例子来说，新世纪初某地 在招商引资中引入一个娱乐园项目，为了这个项目，不仅周围的几所学校要搬迁，一个标志性的古文化建 筑要扒掉，而且，在开掘地下停车场时，遇到的一千多年前的古文化遗址也要毁掉。投资人是强硬的，他凭 借自己的投资商身份及精明运作，达到了目的。这个娱乐园耸立起来了，他则成为娱乐文化的代表性人 物。但因为他的非文化状况，使他在根本就不知什么是文化的情况下，毁弃了真正的文化。像这种非文化 阶层凭借金钱掌握文化精英阶层为其非文化所用的情况，在文化失序状况下，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传播 领域，都大量地存在。这只是文化阶层分化及其秩序变化体现在高端文化解构中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在 文化的各方面发生，所带来的转型期的文化变化就是多方面的错位。 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综合的。文化使传统中与现实生活的合力相顺应的东西得以活跃并再生， 并因此成为现实生活活力的原生根据；同时，它自己也长入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合力凝聚着现实社会生 活富于活力和具有发展根据的各个方面，包含着它们并象征性地呈现着它们。处于文化高端的阶层，因为 这样的文化属性才自然被文化力量推人文化高端，他们的精神活动，正是这样的高端文化的内化。而当非 文化——即并不具备上述文化根据者凭借着某种无序力量居于文化高端时，他们所带给文化的，便只能 是既有文化或先前的有序文化的结构性否定。不过，需要指出，由于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在其取向上合于历 史发展的需求，因此，它在非结构地或非文化地催生新的文化阶层并解构原有文化秩序的同时，又使后者 具有一种可以在合于历史发展的需求中，伴随着解构重建而生出结构重建的适应性。它们是社会建构的 产物，并随社会建构的日益有序而有序，它们因此有可能成为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结构的结构元素并呈现 这一结构。前面提到的娱乐园的投资者，他因非文化而非结构地进入文化高端，倘若他不能在这文化高端 顺应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合于变化地求得演变，他便只能在文化结构中毁灭，他毁灭于他的非建构。２０世 纪末以来，因不能顺应转型期社会文化建构而被文化建构毁弃的新生文化阶层成员随时可闻，随处可见。 这已成为多年来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 四、社会行为模式的演化 与社会文化解构和建构相应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生存总是行为化的生存，行 为是生存的现实机体形态。不过，任何生存者的行为，即使是纯然个人的率性行为，也都是习得的，可重复 的，可与他者行为映照的行为，这就是行为的模式化。布迪厄谈到人的生活行为、实践行为是在对他者行 为的模拟中习得时说：“人们模拟的不是‘模型’，而是他人的行为。身体素性直接启动运动机能，后者作为 姿势图式，既是个人的又是系统的，因为它与整个物件系统相关联，并载有一大堆意义和社会价值。”［３］这 是说，人的行为并不是个体的单一举动而是与社会价值、社会意义相关联，它因此被纳入复杂社会系统， 人们的行为只有合于这样的限定才成为人的行为。对这一道理，他具体地说：“此教育法是隐性的，它能通 过‘站直了’或‘不要用左手拿餐刀’这类平平常常的命令来灌输完成的宇宙论、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 第５期 高楠：互动ｌ生研究：当下理性建构的文化变迁 １３９ 学，还能把文化随意性的基本原则铭刻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穿着、举止或语言态度的细节之中……”…可 见，简单的行为也是在复杂社会系统中被模式化的行为，在行为的模式化中蕴藏着现实社会生活的各种 规定性。换句话说，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都是被一系列复杂的意义、价值所规定的模式化行为。而模式 化行为又不是普遍一律的社会行为，它总是分化为不同社会生活场域的行为，是在场域规定中形成的行 为的模式化。 发生于２Ｏ世纪末的中国大规模社会转型，经由政治启动的社会变革，引发国家及人民社会生活 的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深化与细化到社会生活的枝梢末节，这是一个不 断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复杂的、立体网络所编织的社会结构使由它支撑与张布的社会行为交流 发生模式性的变形、扭曲与重构。这种变形、扭曲与重构以相应的意义、价值等更具有深层一般性的社会 理解尺度与评价尺度为依凭。后者便是所谓社会理性。因此，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革总是经由社会结构而 进一步转化为社会行为与社会理解的系统性改变。就拿近几年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的房地产购销行为而 言，它的原初动力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规模房改之后被激起的强烈的居住需求，初始的被激发的居住需 求具有真正的居住意义，一家八口两代甚至三代人挤住的现实使多数人的购房欲望就是满足起码的居住 需求，其求购意义与价值也在于此。而后，便由起码居住需求转化为舒适居住需求，住房要求宽敞，要求家 庭成员更大的起居方便。房地产开发顺应这个需求，开始开发大户型居室，由先前四五十平方米一户，扩 大为十到一百平方米以上。购房者的求购行为也随之而变，大客厅需要的突出，一户两厕、三厕需要 的突出，接着便是跃层式住房、连体别墅、单体别墅、停车场、车库、地下室、阁楼等等。随着这一需求在更 高层次的满足，这一需求又由少数人的需求逐渐扩展，成为更多人的需求。这时，购房行为的意义发生了 重大变化，发生了由一般居住意义向赢利意义的转化，一位房主购买多套住房的情况越来越多。伴随着这 一演进过程的便是一系列围绕购房及转让展开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及行为系统，在改革初期则只是一 个居住需求雏形。 社会转型三十余年来，各社会场域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行为系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这样 的变化中生活、交往，成为既接受这一变化又体现这一变化的行为主体。而随着各社会场域的新的行为模 式的形成与强化，各社会场域得以划分、调整、重组或新生，并得以维系。其得以运作与发展的形态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一些先前并不活跃的场域形态被激活，一些先前活跃的场域形态又被弱化，一些场域形态新 生出来，一些场域形态则消失。如大众传播场域、文化产业场域，都在社会转型中进入活跃状态，而社会转 型前的大量生活服务场域、行政管理场域则被弱化或者取消。先前的产业划分虽然仍被维系，但却都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它们都面向市场经济敞开并在市场经济繁荣中构建各自的发展模式。不同社会场域是不 同行为模式的空间限定，同时又是其场域意识的限定，由此使各自行为模式成为场域性行为模式。不同社 会场域的文化特征通过场域性的行为模式展现开来，成为实践着的行为模式。从这一角度说，见于社会场 域的文化便是由不同场域的行为模式实践着的文化；从实践行为对于社会场域的展开性而言，又是场域 性的行为模式在以场域为空间限定的社会实践中对于社会场域的构成。不同场域性行为模式在实践中体 现的差异性，构成社会场域及其文化的差异性。社会转型期，社会行为模式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以其活跃 性及客观物质性推动社会场域性变化。任何一种场域文化的繁荣或衰落，都不是社会管理者的主观 意识所决定，社会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意识能动性，不过是依场域性的行为模式的实践演进而 动，而进行自觉地意识提升，并由此形成可以诉之于语言的规定性与阐释性。多年来不断被关注被议论的 场域性焦点或热点，如２０世纪９Ｏ年代初的通货膨胀，９０年代中期的全民经商大潮，９０年代末的全国旅 游热潮，２１世纪以来的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房地产业的过热性发展、私家车市场的空前繁荣、官场腐 败及反腐斗争愈演愈烈、股市大起大落、手机大普及、互联网全民化、奥运热潮及世博会热潮、文化产业繁 荣，新时代的决战小康、精准扶贫、环境治理等，其发力之所以强大，来势之所以凶猛，规模之所以普遍，之 １４０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焦 所以总是关联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在，就在于它们总是在结构性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实践 性强化中展开，并借助或通过差异性场域行为模式的演变及其相互作用而实现。社会转型过程亦即不同 生活场域的实践行为模式的演变过程，是社会行为演变中的大规模的实践过程。 一些研究者在阐释社会变革的动力因素及现时规定性时，时常忽略领域性行为模式在社会转型中演 化的意义，或是把变革的动因及现时规定性归于社会或结构，或是归因于观念意识，或是归因于内部 及外部的环境条件。这些方面固然都很重要，但它们却不是充分现实的、发生的、生成的、推动性的直接因 素或直接力量；演化着的行为模式，以场域为空间规定性的行为模式，见于实践的行为模式，在社会变革 的实践展开中，才具有充分现实的、发生的、生成的、推动的直接属性，并且不断地形成各种规定。而正是 在不断演化的行为模式中，构成转型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精神的、物质的、环境的、交往的等等，才得以 有机地统一起来，才发挥着福柯所强调的“身体”整合的作用，“身体”因此成为人生存的基础和归宿，成为 自由的出发点和目的本身。布迪厄对行为模式的实践组合与生成意义则阐释得更为明确，他认为人们的 惯习性行为模式，是被结构与被组织于社会的潜在行为倾向性系统的，它们对于行为个体而言客观地起 着调节作用，并使之“合于规划”，因此“它们是集体地协调一致，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作用的产 物”［５］。这种见于行为模式的惯习性或使行为模式得以模式化的惯习性，也就是习性化的行为模式，它的 生成性及整合性表现为既定的社会延续力量。转型期，见于行为模式的某些习性被消解了。但行为模式本 身，又在其持续的场域模式化过程中逐渐地凝结为某些强化了的习性，并发挥对于实践的生成与整合作 用。概括地说，这里发生了一个见于行为模式的双向运动，即一方面，既有行为模式因其赖以生成并维系 的惯习的改变而解构；另一方面，既有行为模式在不同场域化过程中延续，又使其所依凭的某些惯习随之 得以延续与强化。由此，转型而又延续的历史过程得以展开。 五、社会理性的新构 理性，就构成而言，包括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就社会形态而言，主要是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相融合 而形成的对人、对社会及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文论学者钱中文在阐释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新理性精神 时，把理性归结为“人类不断认识自身的能力，是人类树立自身各种生存理想、调节与规范自身的欲与行 为的能力，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社会、政治制度、道德准则的 智性思维力量。”对于人文理性，他认为就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与人文品格”［６］。理 性既是精神的，又是实践的。理性的精神形态主要体现为对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理解、判断、评价、企盼，及 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及相互关系的把握。作为生存理性，它是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又是历史意识的现实 化，思想理论是它的观念形态，是它通过理论方式而阐释、论证、传达的部分。此外，它还有不须理论化而 直接达成生活理解与评价的经验形态，经验形态中包括很多说不清但却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这是 理性的非语言形态，它通常通过习俗性的行为模式体现出来，当它作这种体现时，便进入理性的实践形 态。理性的实践形态，既包括理性的现实形态及经验形态以可言说的方式对于实践的规划、引导、纠正、反 思，又包括大量非语言的行为模式。现实社会生活，正是在这一社会理性的运作中有序地展开。 当下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体现为复杂的、无所不在的文化变迁。或者说当下正发生的复杂的、无所不 在的文化变迁，正是社会转型的当下文化形态与历史文化形态的复杂的、无所不在的现实与历史形态。它 们具体地体现为在、结构、行为模式这类可以称作物质性力量或物质性限定的社会要素，在其进行转 化、调整、重构的过程中，既有社会秩序、社会价值取向、社会生活形态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文化变迁的每 一步都作用于社会理性，引起社会理性的振荡与变化。这种振荡与变化既是被动的又是能动的，它体现着 社会转型的文化变迁被现实所带动，被转型中的问题所胁迫的特点，这使它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与改变；但 同时，它又在转型问题群的不断求解中，给予现实问题以回答，给予社会转型中各种现象以阐释与判断， 第５期 高楠：互动性研究：当下理性建构的文化变迁 ｌ４ｌ 并通过社会调节机制将之转化为社会转型的设计、规划、引导，从而为社会转型的持续展开提供方案。它 在自身建构中组构着社会转型实践。 统观社会转型三十余年社会理陛的演进过程，可以大体划分为五个时期。当然，这五个时期不是截然 区分的，其间有交错、过渡、跳跃、启承等等，不过，就总体而言，像各种历史研究一样，以时期为里程标志 的阶段性划分是可行的。 １．理性批判期 这一时期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对于先前居主流地位的政治理性的批判为特征。尽管理性批判 力量和某些方面的批判此前就已发生，但就社会理性的总体状况而言，这一批判的帷幕是由“四人帮”的 政治毁灭而拉开的。 这一时期批判活动的突出特点便是批判者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性身份，还没有自己的可供批判 使用的思想理论武器。当时的理论批判武器就是所批判的理论，是理论的自我批判。固然，任何批判都离 不开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差异性，理论的自我批判得以进行，就是找到理论自身的批判与被批判的差 异性，当时，这差异性被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本义与对经典本义的篡改、歪曲的差异性，这便有了以 经典本义为准的批“左”与批“右”，由此形成经典注释或研究的热潮。在理性批判阶段，与理论的经典注释 相应的，便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理性批判根据，并逐渐地把这类来自实践的根据提升到理论层面。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所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确定了实践的真理根基地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 真理的根基性强调，使得社会实践本身的合理性成了第一位的合理性。 ２．理性应变性延续期 这一延续期大体上进行于２Ｏ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后。其突出特点在于在注经式诠释经典的基础上， 对此前社科领域既有思想理论资源的梳理与重释，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转型现象进行既有理性的拒 斥，对于此前一些基本生活模式或行为模式予以守护与坚持。 社会转型现实使人们从先前与生活一体化的社会理性中解脱出来，形成了对于既有社会理性的现实 距离。虽然此时大家实际上还在操用既有社会理性，但由于现实生活提供的既有社会理性的差异因素越 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力度，既有社会理性被置于现实否定位置。这种现实否定状态使得先前与现实生活一 体化的社会理性从现实中不同程度地脱离出来，成为反思对象。当既有社会理性成为对象性的反思对象 时，它已经开始丧失它的不言而喻的现实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个既有社会理性在转型期一段时间得以延 续的原因，这就是社会关系运作及社会行为模式实践性运用的价值取向的稳定性。舍勒曾谈到这个问题： “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社群’，我们就总可以发现，一种超越个人之一切利益和主体伦理及其意愿的价值， 赋予了群体生活的基本形式；对这些‘形式’的任何破坏，无论个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亦不论个人是否因此 更幸福还是更不幸，个人都将受到惩罚或被革除社群生活。”［７］社会正是在涉及各种思考、行为——包括 领域的、行业的、家庭的、个人的——价值规定中，保持其稳定性与延续性。 ． 既有社会理ｌ生的延续，体现在思想理论领域，便是在社会转型语境中，既有思想理论面向转型现实的 修正、梳理与严密化。其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转型的性与实践性发生要先于思想理论的自身演进，而滞 后的思想理论却要承担对社会转型的思考、解释、评价、批判的作用，并在发挥这类作用中解决自己的滞 后问题，实现其演进。而从理论运作角度说，即掌握着既有思想理论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尽管他们所掌握 的那些思想理论面临着现实批判和下一步的解构，但思想理论在其承担者即思想家与理论家这里，他们 的学术养成却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与建构，这需要占有大量的学理资源与漫长的写作经历。这 种情况使思想家及理论家们一经成“家”便在其同学及后学中成为权威。于是，在社会转型的相当一段时 间里，既有思想理论的承担者，便以其权威身份承担起转型期社会问题及社会实践的思考、解释、评价工 作。这些思想理论家所调动的思想理论资源，当然也是他们既有的思想理论资源。 １４２ ３．理性择向期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正 理性择向期在理性应变性延续期便已发生，其时间大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理性择向期主 要面对的问题是在社会转型中理性建构的取向。 就总体而言，社会理性与历史发展保持着深层一致性，历史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对社会理 性形成不以意识为转移的物质性作用与规定。社会转型的强度愈大，则新的社会生活因素超越既有的种 种社会规定得以发生、发展的概率就愈高，既有社会规定的影响也就愈弱。与此同时，大量涌现的新的社 会生活因素作为既有社会规定的超越力量，必然要有一个混乱无序的过程，它们与弱化的既有社会规定 力量相互作用，彼此碰撞，包括这些新社会生活因素之间也相互碰撞，逐渐的，便由混乱而趋向有序，由多 向的杂乱而趋向整合性的取向。这也就是转型的社会发展取向。哈贝马斯曾借用韦伯的话，把这样一个取 向过程称为合理化过程。这是一个包括技术手段及目的设定的合理性，再有就是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哈贝 马斯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客观展开的历史过程［８］。 起于２Ｏ世纪８０年代的理性建构取向是多方面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要求取得社会合理性，因此也都 各有自己的努力。其中有取向于西方文明的，也有取向于传统的，还有取向于大众文化的，在这个过程中， ＸＭ，平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这被普遍认为是指明了新时期党及国家理性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和方向。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提出，至今这个命题仍在更广的实践层面与更深的理论层面被不断 反思与探索，旧问题不断阐释、求解，新问题不断出现，它成为各方面都越来越理性地面对并予以实践的 问题，在共同面对与实践中，这一命题在理性建构取向的主导性得以确立。在其主导下，其他理性取向逐 渐形成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体取向的多元展开的格局。这一命题的开放性与实践性，使它具有 极大的包容性，为社会理性建构提供了广阔空间。这是一个社会理性得以统一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发展、 政治坚持、实践检验、学术探索、宣传教育的历史过程。 ４．新理性精神建构期 新理性精神，是文学理论界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理性动荡与理性失准，而提出的理性建构的呼唤及 履践。新理性精神建构期的自觉展开时间，当以新理性精神的代表性学者钱中文的《文学艺术价值、精神 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论文发表时间为准，即１９９５年，这一时期延续至当下。 新理性建构，伴随着社会转型发生，它是对于既有秩序与理性进行解构的批判理性，又在解构的批判 中进行自身的理性建构，逐渐形成不同于既有秩序与理性的新理性。新理性作为新的社会秩序合理性的 精神形态得以凝练，在８Ｏ年代中期便已相继展开，如当时既有理性的应变式延续中，一些应变的内容，便以 问题的形式反映出来，人文精神问题、文化寻根问题、个性肯定问题、学科主体性问题等。只是由于当时社会 转型实践还没有在理性层面形成整体陛振荡，一些后来成为要点的理性构建问题还没有以令人关注的问题 方式凝聚出来，因此即便有先行探索，也没法形成规模，因为在当时大量引发出问题的转型事件刚刚启动， 还没有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说的“现成在手”提升为“生成性上手”，或者，如阿尔都塞所说，还没有形成具 有普遍关注意义的可以对生活“泄露秘密”的问题。后来，随着现实生活中很多转型问题被作为问题而提出， 对于社会转型期理ｌ生建构的“思之追问”便也随之而来。新理陛精神建构问题已另文解释，此不赘述。 二十余年的新理性构建，主要关系到四个问题，或者说，是在提出与求解四个问题中进行的，即人文 精神问题、现代性问题、传统重估与继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 ５．大众文化繁荣期 相对于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由兴起到繁荣，有其历史性的 时代标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全民经商热潮，是它的先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它的呼唤口号，市 场活跃机制相对于行政管理机制的形成，是它得以繁荣的社会结构形态，大众传媒充满娱乐的各类综艺 第５期 高楠：互动性研究：当下理性建构的文化变迁 １４３ 晚会及五花ＡＩ＇－］的广告幻象，则是它的感性形态。现在它逐渐转入有序繁荣阶段。 大众文化是感性文化，感性是它的特征。它把社会的感性能量激发起来，又在感性能量的释放中不断 繁荣。它通过感性能量的不断释放，消解既有的社会理性及社会秩序，并不断模塑出与之适应的社会行为 模式。对于它的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渗透性，英国社会学家柯林·坎贝尔说：“理解现代消费主义意味着去理 解一种生产过程的性质、起源和功能，这一过程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新奇事物，并将它们引人和传播到社会 各种阶层”［９］。坎贝尔揭示了大众文化以其消费主义形态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不断催生求新逐奇的渴望，从 而使大众文化成为持续不断的社会生产过程，这也进而揭示出，大众文化是新的社会秩序及与之对应的 新的社会理性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生产出“可以为创新辩护的相关的伦理或道德思想体系”，而且， 还强有力地形成“驱使众多民众更喜爱新事物而不喜欢熟悉事物并渴望拥有新产品的动机”（１０］。当下大 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偏重于大众文化负面效应，对于它推动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历史及时代效应，则缺少关 注，缺乏深刻思考，这是既有社会理性面对社会转型的惰性体现。而大众文化中的那种如费瑟斯通所说的 “失序的规则”，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新序的创构力量，它正在发挥作用。对大众文化繁荣推波助澜的是互 联网，互联网不仅带来日常生活的巨变，使大众文化借助互联网进入大众话语时代；而且，互联网大众言 说者的言说自由及随时发生的交往对话，又使大众文化正逐渐进人批判的时代、阐释的时代，亦逐渐进入 新的理性化时代——大众文化的逐渐理性化时代。二十余年的新理性精神建构，不仅正普遍化为大众的 建构，而且普遍化为大众的新理性精神。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发展并不像前些年有学者悲观预测的那 样，它会使社会生活在感性娱乐中混乱与无序，而是相反，大众文化在巨大的几乎无所不到的互联网浪潮 中，已开始提升社会理性的水平。 参考文献 （１］范文澜．中国通史：第１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０８． ［２］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６． ［３］［４］（５］（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Ｍ］．上海：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４． ［６］金元浦．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Ｍ］．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２００２．１． ［７］［德］马克思·舍勒．价值的（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１５５． ［８］［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Ｍ］．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９． ［９］［１０］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６６．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ＡＯ Ｎ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ａ ｈｕ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１．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ｌ ｓｔａ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ｌ ｒａ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ｈａｐ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ｐｅｃｉｉｆ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ｓ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康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