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夏衍电影理论传播的再认识与新思考

新世代夏衍电影理论传播的再认识与新思考

作者：马婷

来源：《今传媒》2018年第10期

摘要：在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夏衍以者与创作者之姿态投入到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从1900到1995的有生之涯，夏衍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旅程可以让历史研究者们窥见一个世纪一个时代政治、历史、文艺的发展走向。夏衍一生，经历丰富、著作等身，有关夏衍的各方面理论研究也蔚为大观，本文从中国电影历史和电影市场的现象分析和影视媒介传播的角度切入，分析到了新的世代，如何能使夏衍研究焕发新的光彩，并将夏衍作品中折射的思想深度和文艺光华传承下来。

关键词：夏衍研究;媒介传播;电影管理;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8122 （2018） 10 -0018 -05 一、夏衍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

夏衍是中国文学、戏剧、影视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员，每每论及对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发展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人物，夏衍是不得不提，不能忽略的一位。他为以来的中国戏剧、电影事业发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和引导性的探索，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独特创作艺术风格。他的作品素来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关注大时代变迁里普通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精神悲欢，借此来揭示生活琐碎细枝末节背后的社会大命题。在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他几乎场场经历参与，以者与创作者之姿态投入到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从1900到1995的有生之涯，夏衍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旅程可以让历史研究者窥见一个世纪一个时代政治、历史、文艺的发展走向。夏衍的电影创作紧跟时代变迁，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作品具有理顺时代风云的理性力量，在演绎中塑造出了许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为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确立中国电影艺术走向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他既是中国电影重要时期的领导者，更是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的创造者，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体现和包涵了广泛的时代风潮走向和历史发展机缘，就文学和艺术价值来说，他是我国20世纪一个时代文艺和历史发展的典型文化代表。

夏衍一生，经历丰富、著作等身，夏衍研究在20世纪十年代形成过一个文艺研究的高潮，但到了新的时代，怎么使夏衍研究焕发新的光彩，并将夏衍作品中折射的思想深度和文艺光华传承下来，是今天夏衍的研究者们应该思考的方向。夏衍一生，与中国电影的渊源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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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他在不同时期对于文艺与电影创作的认知观点，时至今日审视，即使隔着时代的政治化的藩篱，但仍不乏有真知灼见和思想光辉。

二、政治与文艺的平衡——夏衍电影管理思想与现今电影发展趋势的再认识

1956年底，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上海《文汇报》掀起了一场有关于“国产电影品质”的大讨论，其核心主题在于“为什么好的国产片那么少？”说来有趣，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亦是横亘在中国电影创作界挥之不去的天问。时光荏苒，在六十年一甲子岁月更迭后的2016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影视资本投资与商业IP开发共舞，中国电影业从表面繁荣看，似乎已经走上了专业化、工业化、网络化的高速大道，在电影节论坛发言阶段，抛出了“票房即将超美国，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这样的主题，但请来的重量级嘉宾一出场，便使得这个过于宏大的主题轻轻的落了地。著名的国际级华裔导演李安不疾不徐温和地指出：急功近利，不利于中国电影的长远发展，国产电影始终不能避开真正的好片子太少的尴尬。如果太急，就容易落入陷阱，跟风明显，观众会审美疲乏，李安也感慨曾目睹过某些地区的电影泡沫破裂。有意思的呼应是，早在1959年，夏衍曾说过的一番话也隔着漫长的历史时空呼应了李安导演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凭热情，而缺乏冷静地去思考问题，偏于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做法，每每容易产生后遗症。”[1]

夏衍从1930年左右加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化名担任编剧顾问，组建“影评人小组”投入到中国电影的现实实践生产洪流中，1933年由他编剧的《狂流》是中国左翼电影的序幕，它的出现使整个电影界耳目一新，当时将其认定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影片直视阶级、矛盾与冲突、注重传统戏剧性和电影视觉性的结合，第一次用胶片去描绘农村的天灾人祸，讲述教师刘铁生领导村民抗洪水斗劣绅的故事。纵观这一时期夏衍的电影剧作，无论是反映现实的《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还是体现况味人生的《憩园》等，都自然而然不忘“文以载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创作，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法体现人民疾苦与时代悲欢，不是“为电影而电影，我们搞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目的性。”[2]他将生活真实与政治表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逐步官至中国文化部副，主管我国电影事务。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导演代际传承“第五代”崛起的新时期电影，夏衍以文化管理者、艺术创作者和文化评论者的多重身份参与到中国电影发展的实际成长过程中，在文学、影视、新闻多方面颇有建树的他，从自发到自觉的探寻、思考文艺作品的核心价值观，维护和客观总结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他曾说过：“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除了要考虑到群众的欣赏问题之外，还要考虑到电影作品的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商品。”[1] 1980年代伊始，改革开放初期的大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各种新鲜事物纷纷涌来，朦胧诗、意识流、喇叭裤、实验艺术小品探头探脑在民间悄悄流行起来，官方的主流新闻喉舌和意识形态尚在探讨是否应该用行政命令手段去阻挠干涉流行大众文化的兴起，当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夏衍公开开明的提出要尊重电影业发展的“商品属性”，他还认为“穿喇叭裤不会亡国”、“对朦胧诗也不必大惊小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夏衍针对“文化虚无论”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意见观点，他肯定当时初出茅庐的新晋导演陈凯歌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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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黄土地》，“片子是好的，导演花了功夫，摄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认为它的方向不对，这个西北陕甘宁一带的落后，的确是事实，但你真要写这个东西，就要使人看到，这个落后的东西必将过去，新的东西必将起来，这是我们一个的文艺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他们懂得市场吗？如果不懂，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3]当时80多岁高龄的夏衍看待“第五代”的开山之作的角度，务实、平衡、开放，也很具有代表性。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还在中国电影的商业化道路上不断地试炼，以期能寻求电影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