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的空间和边界

这几天借着采访“”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同行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可以切身感觉到他们确实很认真看待自己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这个年度重大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各个会议地点的场内和场外，他们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有的拿着录音笔、背着相机，有的手持麦克风、扛着摄影器材，围堵采访各界新闻人物，希望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新闻材料。

在呈现方面，无论是报章或各大新闻网站，“”新闻在会议期间往往都获得显著篇幅的处理，许多热点问题通过这些报道和评论被反映出来，体现了媒体促进社会讨论和传播各方意见的功能。

这样的印象和感受或许不是什么值得特别书写的重大发现，但在媒体依旧是一个敏感社会领域的大环境中，观察一些中国媒体如何在似无实有的下，努力且不放弃寻找自己生存和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同时承担风险和挫折，对我这个初涉中国不久的外媒记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国其他12家地方性或区域性报纸共同发表呼吁中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的共同社论，显然触碰到当局的底线。官方对于一个源自民间有组织性的施压动作的否定，导致一个争议性不大、具有相当社会共识的重要课题成为讨论的禁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

本周传出社论作者之一张宏已被解除《经济观察网》副总编辑的职位，《经济观察报》的高级编辑们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重警告，再次清楚地提醒外界，即使是在提倡透明与问责的“”期间，看似越来越开放的媒体趋势并不意味一些表达时机和方式的禁忌已经消失。

张宏在对外发出的一封信中形容自己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他说：“我是一位温和的建言者，无意挑起巨大的波澜，只不过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预想”，暗示自己无意冲撞，其中流露出来的语气，仿佛是一种对于审判的无奈。

此时重温中国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所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同时充分发挥新闻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得不让人觉得有必要仔细咀嚼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与西方“第四权”的观念不同，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现实中所谓的新闻或媒体监督在中国，看来还是必须在一个被划定和允许的空间和边界内进行。而这条媒体游戏规则决定了媒体监督的深度和力度，还有媒体与官方不平等的博弈实力。

把握好对制度性问题的关切距离和形式，从而在既存的媒体大环境中充分发挥监督的力量，对自重的中国媒体来说，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的平衡考验。而其实越有难度的工作，往往更能体现坚持的价值，还有继续的必要，其中的精神也让人越加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