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跃辉《寡人之于国也》的脉络结构
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一文，颇能体现孟子本人的思想观念以及说理论证的基本手法。如何理解本文的脉络结构，是学生理解文本的关键。
在第一段，梁惠王向孟子诉说了自己的迷惑甚至委屈。不过仔细辨析梁惠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梁惠王最困惑的一点在“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其实，“多”与“少”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这是从结果层面的困惑。造成这种困惑的具体原因有两个，一是梁惠王与邻国国王进行了对比，即“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于是一个不成立的推论出现了，梁惠王的证据是“邻国的国王不如我对待百姓尽心尽力”，按道理讲，他的困惑应该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民数量不比邻国多”，而不是“邻国人民没有减少，我们国家人民没有增多”。邻国国君不如梁惠王用心，但并不意味着人家的人口数量就要减少。从逻辑上讲，“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和“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像平时的学习中，一个学生说：“我平时比某某努力，为什么他的分数没有减少，我的分数没有增加呢”，这样提问是没有道理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平时比某某努力，为什么得分不比他高呢？”梁惠王在逻辑方面的漏洞被孟子抓住了。
其次，梁惠王困惑的第二个原因是“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意思是说，我对于这个国家，已经尽到了善心，采取了一些利民的措施。比如黄河以北发生饥荒，我就将青壮年迁移到黄河以东，将粮食输送到黄河以北，赈济那里的灾民。其实，“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仅仅是“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一个表现，或者说一个例子而已，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在梁惠王的内心意识中，他是将“表现”误等于“原因”，即因为我在黄河以北发生饥荒时，将青壮年迁移到黄河以东，将粮食输送到黄河以北，赈济那里的灾民，所以我对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尽心了。这又是一个逻辑漏洞，而且有两个逻辑漏洞，即荒年时的措施固然有用，但没有饥荒的时候呢，梁惠王采取了什么措施呢？还有，梁惠王隐含的意思难道是饥荒是导致本国人口数量没有增加的原因？
除此以外，孟子对梁惠王的执政措施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不满？这也值得探究。
对于梁惠王问题的逻辑矛盾，孟子充分发挥了他的论辩才能。首先，他用“取譬”与“归谬”的方法，攻破了梁惠王的第一个逻辑矛盾。在孟子看来，不论是邻国国君，还是梁惠王，都没有达到“尽心”的境界。虽然梁惠王自己感觉比邻国国君更“用心”，但依然没有达到孟子的理想状况。不过，我个人感觉，孟子的回答与梁惠王的困惑之间，依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我们来看：
梁惠王的实际困惑：我比邻国国君更用心，为什么我的人口没有增加？
梁惠王的应该困惑：我比邻国国君更用心，为什么我的人口不比邻国多？
孟子实际回答：虽然你比邻国国君更用心，但没有达到真正“用心”的境界，所以你的人口不比邻国多。
孟子应该回答：虽然你比邻国国君更用心，但没有达到真正“用心”的境界，所以你的人口没有增加。
也就是说，孟子实际上回答的是梁惠王应该困惑的问题，孟子应该回答的是恰恰是梁惠王实际困惑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孟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从实际上讲，孟子并没有真正解决梁惠王的困惑。
梁惠王的实际困惑存在逻辑矛盾，而孟子的实际回答同样存在着矛盾。
孟子在逻辑上应该回答的是：梁惠王你“希望人口比邻国多”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真正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本国人口的数量？而这恰恰是梁惠王最想知道的答案。因此，孟子以下两段的阐述，讲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本国人口的数量”，而不是“如何使你的人口数量多于邻国”。
孟子的答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王道之始，第二步是王道之成。前者是最基本的条件，后者是真正的措施。或者说，前者是要避免的东西，后者是要真正用心施行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困惑出现了：为什么“王道之始”中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的物质生产的措施，而“王道之成”中也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物质生产措施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方法上的重复吗？这其实是理解孟子核心精神的最关键的地方。
其实，孟子所说的“王道之始”的几条措施，并非着眼于促进物质生产，而是有另外的目的。孟子说的“不违农时”，杨伯峻先生在《孟子译注》中解释说：“如果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不去征兵政工妨碍生产，那粮食便会吃不尽了。”可见，孟子的着眼点并非农业生产的时令，而是政府在事、劳役方面对农业生产的妨碍。由此可知，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并非真正增加鱼鳖与材木的数量，而是另有深意，即不要给劳动人民增加太重的负担，就像不用细密网眼的渔网去捕鱼一样，就像在秋冬季节去砍伐树木一样。如果能减轻百姓在兵役、劳役、徭役方面的负担，不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就能够“养生丧死无憾”，这其实是劳动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养生，即是保全生命，安定生活；丧死，即是颐养天年，自然死亡，而不是因为战争或其他因素而死去。
至于孟子说的“王道之成”，才是真正实现“增加本国人口的数量”的方法。方法一共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富民”，二是“教民”。这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中，“富民措施”包括衣食两大方面，前者体现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后者则包括副食与主食两个层面，前者是“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后者是“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这些措施的重心已经从政府层面转移到家庭层面。而“教民措施”主要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其实，不论是“富民”还是“教民”，都是增加人口数量的方法。前者自不待言，而后者的目的正在于“增加人口数量”，而不是“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的主张与孔子还是略有区别。《论语》中有一个片段：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的“教之”，目的是使人民知礼仪；孟子的“教民”，目的还在于“增加人口数量”，这一点可以从“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里面虽然也包含礼仪的要求，但根本原因不是礼仪。老人颐养天年，这不正是人口数量增加的标志吗？一个社会没有老年人，或者说人都活不到老年，人口数量又怎么增加？
正面给出有力的措施之后，孟子又绕到了梁惠王所说的“河内凶”这个问题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我个人倒是感觉，梁惠王或许没有将人口数量不增加归罪于荒年吧。孟子此处，只是借题发挥发了。不过他说的现象，确有其事。孟子曾经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见，孟子虽然不是针对梁惠王此时的问题，但他的结论是有现实来源的，而梁惠王的关于“河内凶”的自我表扬，恰恰给孟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总之，只有抓住梁惠王的逻辑困惑与矛盾，辨析孟子的“王道之始”与“王道之成”，这篇文章才能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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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致的脉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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