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苏词的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本文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词”作为所谓“一代之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本是一处静谧、柔美的涓涓缓流，而苏轼以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之变成波涛汹涌、气势壮阔的大河激流。苏轼革新词体的关键在于“以诗还词”即将作诗的本领用于作词。 苏轼“诗词一体”尝试虽然改变了词的原有的审美特征，但却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能并见于词，又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承载与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苏轼以诗为词，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扩大，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很多；到苏轼出来，只当词是诗的一体，凡可入诗的就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向征寄托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诸如人生的感慨，

仕途的升沉，亲友的聚散，自然景物的欣赏等都可以如词，这是词的一大。 提问者评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