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杜公祠兴衰考——兼论杜甫祭祀形象的演变

王超

【摘 要】杜甫生前足迹所及之地,存有多处历代祭祀、纪念杜甫的文化场所,西安杜公祠就是其中之一.因其创建及修缮文献保存完整,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明清时期创建、重修西安杜公祠的历史为线索,穷究杜公祠碑刻、地方文献等相关记载,考证西安杜公祠的兴衰历程,探究杜甫“乡贤”“诗圣”及“国士”三重文化形象在祠堂祭祀活动中的演变历程. 【期刊名称】《杜甫研究学刊》 【年(卷),期】2018(000)004 【总页数】6页(P17-22)

【关键词】杜甫;西安杜公祠;乡贤;诗圣;国士 【作 者】王超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710127 【正文语种】中 文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为后世推崇，得到最多祭祀、纪念的诗人。唐代以降，学杜、尊杜者不知凡几。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道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①黄庭坚也认为“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②唐宋名

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后世文人、士大夫对杜甫的主流观念——杜甫既是上承风骚并集大成的“诗圣”，更是秉承传统儒家道统，忠君爱国、胸怀天下的“国士”。

但需要指出的是，文人书斋中的杜甫形象与现实社会的杜甫形象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特定时代、地域的社会生活中，杜甫接受的变迁历程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地方文化密切相关，与书斋观念未必具有同一性。全国各地存有多处杜甫祠堂，它们创建年代各异，祭祀内涵也不尽相同。相关地方文献及存世碑刻等资料所记录的修建历史、祭祀变迁，都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最普遍的杜甫接受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祭祀杜甫的文化内涵以及祠墓本身的命运流转与该地域的社会文化变迁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本文即以明清两朝西安杜公祠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讨论杜甫祭祀形象的变化历程。 一、杜公祠的创建与乡贤杜甫

困守长安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但在长安为杜甫创建专祠已是七百余年后的明朝中后期。此时长安已改称西安，西安府下辖两个附郭县，东为咸宁县，西为长安县。明嘉靖五年(1526)，西安府学生员周鋐等人呈称，在咸宁县境内发现了杜甫墓。据明人唐龙《渔石集》卷一《杜子祠记》载，杜甫“既卒，还葬长安。而今室莽莽然，垣隳而墟矣；墓累累然，木拱而薪矣！京兆弟子员吊孤远之躅，兴仰止之心，乃列牍请于巡抚中丞王荩”。经过巡抚陕西都察院都御史王荩等的讨论，决定“即其里，祠而祀之”③，于咸宁县牛头寺勋荫坡东侧新建杜公祠，命西安府知府赵伸主持兴建事宜④。

杜公祠建成未久，围绕着杜甫籍贯、建祠缘由等问题，就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执。创建杜公祠的碑文起初是由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浙江兰溪人唐龙撰写的。唐龙在《杜子祠记》开篇叙述道：“杜子，名甫，字子美，襄阳人也。……玄宗开元二十五年，预京兆荐贡而考功下之，困于长安之间”，唐龙作为外乡人，在杜甫籍贯问

题上，按例遵照旧说，定籍襄阳，而长安仅为杜甫困寓之所。对于建祠缘由，唐龙则称：“子美岂特诗人已哉？夫子美乱不忘君，贫不苟禄，困不降志，盖有三难焉，……斯其难之至矣，则祠之也，固宜。况子美之诗，黜华挺实，削浮崇雅，畅叙彝伦，匡翼世教，风骚而下，无不愿执鞭焉。濯濯之灵，又何惭色于俎豆也？祀德者礼兴，甄烈者训广，诸君子于斯宏矣。”⑤由此可见，唐龙认为杜甫忠君爱国的品格、卓越不凡的诗才是修祠祭祀的依据所在，这与历来文人接受杜甫的主流观念相一致。

然而，唐龙此文一出，即遭到以张治道为首的本地文人的激烈反对，张治道甚至为此耿耿于怀十余年。嘉靖二十一年(12)，张治道终于觅得良机，如愿在建祠十六年后重作《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文中对唐龙的不满溢于言表。张氏直言道：“诸公以余世家杜陵，且首倡祠事，命为之记，余辞，乃请诸提学副使唐龙为之刻矣。余以其文未详，实未当，而欲易之，未能也”，对当年谦辞撰写碑文一事颇为追悔。针对唐龙阐述的建祠原因，张治道指出：“自古道德文学风节之士，苟有关于世教者，建祠修祀，其道有三焉：曰生里，曰流寓，曰宦乡。生以表其灵，寓以彰其迹，宦以显其泽。有一于此，则建祠以祀。非其三者，虽贤弗祀。非弗祀也，无因也。”⑥毫不客气地否定了唐龙的建祠依据。

张治道考证认定杜甫“睿宗先天之二年生于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父(杜)闲徙杜陵生公，而少陵乃公故里。故公诗曰‘故里樊川曲’，而其迹不止于寓。上大礼、为拾遗，为率府胄曹、救房琯，而长安又其宦乡。是生与寓与宦皆于其地，其祠而祀也，固宜”。强调长安为杜甫创建祠堂并非基于杜甫的道德文章，而是因为长安完全符合生里、流寓、宦乡三大条件。继而又因“邑里之前修之贤，埋灭弗闻，数百年来，……竟无一宇一豆”⑦，因此，为杜甫建祠实至名归。

由此次争执可见，本地文人倡建杜公祠是为了祭祀作为“邑里前贤”的杜甫，重点在于“邑里”，至于杜甫的品格和诗才如何为人称颂，都只是杜甫成为“前贤”的

依据罢了，抛开“邑里”，只说崇祀前贤是难以接受的。建祠理念冲突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地域文化需求。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配、影响之下，张治道的《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顺利取代了唐龙的《杜子祠记》，得以立石刻碑，留存至今。与此相同，这一观念也极为自然地融入地方志书的字里行间，明[嘉靖]《陕西通志》亦将杜甫列入《乡贤》之中⑧。杜甫俨然被地方文人尊为本地乡贤的代表，杜公祠也成为地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

张治道逝世后，“缙绅大夫咸谓其薄仕进、耽风雅，与杜(甫)同，其里又同，宜并祀于祠，以彰德美”，遂“奉先生主于杜公之侧。事在己巳(明隆庆三年，1569年)八月二十三日。维时里中父老儿童罔不欢忭，而缙绅大夫暨宗室之贤且文者、儒衣冠者，咸为诗文以纪其盛，大都谓杜公得先生为之继述，先生得杜公为之依归，称百世相感云”⑨。在本地文士的推动下，张治道亦以乡贤身份配祀杜公祠，这不仅是为抬高张治道的地位，更是为坐实杜甫在关中文士心中的乡贤身份。

时至今日，杜甫出生地与葬地均不在长安，已是学界公论。然而，明代以张治道为首的本地士人却坚持认为杜甫“生于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外来唐龙虽不在意杜甫的乡贤身份，却也认同杜甫“既卒，还葬长安”之说。这都表现了关中本地文人标举杜甫为乡贤的强烈愿望。但不论如何，祭祀杜甫而回避诗道及忠贞，只推乡贤，无疑是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祭祀活动是社会认知与接受的重要表现形式。“杜祠始建时，设春秋二祀”，香火鼎盛的乡贤形象与文人书斋里的杜甫形象相去甚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治道等人将杜甫列为乡贤，并极力与唐龙争辩的行为，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陕西关中地域文化兴盛，本地文士追溯先贤、传承地方文化的渴望。 二、清初重修杜公祠与诗圣杜甫

自明朝后期至清朝初年，关中地区迭遭灾祸，对关中文化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发生了关中大地震，关中文化精

英马理、韩邦奇等人同日遇难，“号为极盛”的关中文风“自时厥后，此风遂衰”。大地震带走了众多知名文士的同时，也给社会文化风气带来了重创。杜公祠每年春秋两次大规模祭祀，“后以岁侵废秋”。为此，以王鹤为代表的关中士人虽极力奔走呼吁，甚至想借迎祀张治道入杜公祠的机会，再畅祭祀乡贤之风，“但两祀之缺一者，未能遂复耳”。此时的杜甫依旧是乡贤，但杜公祠祭祀的社会影响却大不如前。

此后，明清易代，关中连年兵燹，给文化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杜公祠亦毁于延绵战火。入清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均经历了漫长的重建过程。清康熙六年(1667)，咸宁县知县黄家鼎主持重修杜公祠，重修后的杜公祠远比明代规模宏大，但杜甫的身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当年的唐龙相似，黄家鼎也是外来。其在《重修杜公祠记》开篇就提出：“六经皆范世洪谟，而《诗》之为教，朴而易入，婉而多风，或出于忠臣孝子之心血，或出于劳人思妇之苦虑。感发善情，惩创逆意，甚盛典也。厥后，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歌行、乐府、五言、七言。唐遂以制科取士，故风雅一则独炽于唐。王、杨、卢、骆而后，踵接袂连，唯杜子美为最著”。这一修祠的前提论断与张治道等人的理念完全不同。

黄家鼎提出重修杜公祠的理由有二：其一，“子美为诗，熟精《选》理，恺切达情。千余年来无不人愿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可见其重修杜公祠的首要因素就是从诗歌价值本身出发，祭祀作为诗圣的杜甫。其二，杜诗“揆之三百之旨、宣圣之论，其亦可以弗畔矣！……子美之学，孰非佐六经、裨世教之伟业也欤？顾安得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相承于弗替耶？”杜诗深蕴传统儒家教义，诗中体现了杜甫忠君爱国的国士情怀，理应得到后人崇祀。故此黄家鼎提出了“以子美之诗，求子美之学，法子美之忠孝、悱恻、和平、温厚，以鼓吹六经之教，为当世风范。谅不以此举为无功德之祀也”。

黄氏心中值得祭祀的杜甫，是诗圣与国士身份合二为一的杜甫，而非其他。至于杜甫还是不是明人倡导了百年的西安乡贤，黄家鼎则毫不在意，只是说“余治之樊川，有子美祠……世久祠残”，于是结合上述两点理由，认为理应重修而已。当年作为乡贤配祀杜公祠的张治道，黄氏则根本不予提及。重修杜公祠后，明末遗民、位列“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曾游览新祠，并赋诗一首：“城南韦杜潏川滨，工部千秋庙貌新。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陂前鸟弄春。稷契平生空自许，谁知词客有经纶。”诗中体现出的对杜甫的认识与黄家鼎完全契合。杜公祠在排斥外来论调百年后，终归在这次由外乡人倡导的重修中磨去了原有的地域文化烙印。

易代之后，杜甫乡贤身份隐去，诗圣身份重显，这一变迁历程绝非源自黄家鼎的个人好恶，而是缘于地域文化氛围的改变。黄家鼎曾于杜公祠颓壁间，见本地文人陈大经所题绝句：“诗意逐处染江烟，故里谁曾识象贤？冷落檐牙风雨里，几声啼鸟可人怜。”乡贤久已无人祭祀，效法先人之贤德更是无从谈起。此情此景，足见入清后的世情变化与杜公祠寂寥之貌。

重修杜公祠既由官府主导，本地文士、邑人参与无多，或许加速了杜公祠的衰败。三十余年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陕西巡抚鄂海之子、满洲人达礼善随父客居西安府，“尝按图考书，知咸宁城南有杜工部祠”，前往探访，见杜公祠荒废破败，遂捐资重修。达礼善作为满洲后裔，对中原文明素怀仰慕之心，自称“素嗜杜诗，吟咏之下，尝慨杜公所遭不偶。即其诗以相见其人，即其人以三复其诗。窃讶唐以诗取士，而公反不与制科之选，未尝不三致意焉”，故见杜公祠荒废，心生不忍。至此，杜甫的诗圣身份认定以及杜公祠的祭祀内涵与明人倡导的乡贤身份彻底脱节，杜公祠祭祀活动也由众多关中文士、广大社会民众广泛参与，演变成了为政一方、倾慕杜甫的地方及外来文人小规模的自发行为。 三、清中期重修杜公祠与乡贤杜甫的回归

随着清朝统治秩序的巩固，社会生活逐步安定，关中文化也渐有复兴之势。与此相应，乾隆初年，关中文人及乡里有感于杜公祠破败，拟捐资重修。求学于关中书院的同州府大荔县人李法作《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与康熙年间两次重修不同，李法重提了杜甫宗族世系及“杜曲故里”说：“韦曲绕皇子陂而东，一带崖赤如日，曰少陵原。唐工部杜子美之所以得号也。原麓一溪东来，水田如绣，水曲有村，曰杜曲。公家十一宰相，及诸贵所生处，是则公里矣。而世传公生于襄城，或亦有据，然贯仍杜，而家仍杜也。”这继承了明代张治道的“邑里前贤”说，为修祠重添了崇祀乡贤的色彩。更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修祠的提议者是“公里长者”，乡里社会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数十年无人提及的张治道在文中被反复提及，且张氏后人也在重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工程竣工后，为解决杜公祠平日养护、祭祀所需，特置“祠地若干，求(杜)公裔莳艺，及张裔视祀伏腊忌，且时补葺之，致勿颓”。乾隆年间，随着杜公祠的新修，杜甫与张治道的长安乡贤身份重新得到乡里社会的认同及重视，这与关中地域文化的逐步复兴密切相关。

此次虽然重提祭祀乡贤的理念，但士人与乡里并不排斥其他祭祀内涵的存在。主持重修的认为杜甫之“诗歌与身所行事无一不可为后人师。唐无儒，于盛唐，其最(杜)公矣！张(治道)亦偃蹇不显官，挟持遭遇，为杜具体。非徒文章德谊抗一世。乡先生殁，而祭于社，永风教也。”李法等本地士人对此并无异议。由此可见，杜甫乡贤身份的复归与诗圣、国士身份没有发生主次之争，反而形成了乡贤与诗圣、国士三位一体的格局，关中地域文化在本位与兼容之间取得了相对的平衡，并持续百年。嘉庆年间杜公祠虽曾遭遇火灾，但旋即由“邑士人杨调鼎、王淳敬等请于巡抚方公维甸捐资改建于牛头寺东……神像配像如旧制”，与乾隆时并无二致。 四、清末社会动荡与国士杜甫

宋代以后，大抵每逢乱世衰年，文人、士大夫都会在山河破败的寂寥感中读杜诗，

追缅杜甫忠君爱国的“国士”之心。清咸丰后期至同治年间，社会日益动荡，南有太平天国，而地处北方的关中地区则饱受捻乱及少数民族的冲击，杜公祠也在战乱中再度颓毁。同治七年(1868)，关中地区平定不久，陕西布政使、福建人林寿图捐资重修杜公祠，由其门客、内阁中书谢章铤撰《重修杜工部祠碑》。碑记虽沿袭“工部虽籍襄阳而实出长安之杜”的故里说，但后文却着重追述了布政使林寿图坐镇关中、平定战乱的过程中，“一灯独照，念子美许身稷契之言”，与杜甫忠君爱国思想发生共鸣，深为感慨地说：“嗟乎！唐人之诗多矣，而李杜独尊，往往尸祝者，何哉？岂真有私于其乡先生耶？毋亦以其能轻富贵，不敢以无赖及国家也。不然，子美始善房琯，继善严武，稍为委蛇，皆足以取世资，乃何以每饭不忘君，如此而老大意拙又若彼也。”明确指出后人祭祀杜甫绝非因其为乡贤，也并非因其诗文成就无人可及，而是因其每饭不忘君恩、终身忠贞爱国的气节操守，足以赢得后人以国士尊之、敬之并祭祀之。

伴随着战乱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凋零，乡里文化再度落潮。杜公祠的祭祀再次失去了社会响应，完全回到了士人和少数文人的小圈子中。与此前一般，缺乏乡里邑人的维持，祠宇很快破败如故。

光绪十三年，陕西巡抚、安徽人叶伯英与同僚再度捐资重修杜公祠。叶伯英撰《重修杜工部祠堂记》曰：“杜工部子美者，绍承家学，其诗宗三百篇及楚骚、汉魏乐府。故气格苍古，酝酿深醇，卓然为有唐之冠。元稹谓为集诗家之大成，洵千古定评也。然公不仅以诗鸣也，以一小臣旋遭罢黜，困苦艰难，流寓于成都、同谷、羌村之地，而独忧时感事，每饭不忘朝廷。噫！非一片忠爱出于天性者，能如斯之惓惓乎？而可弗祀乎？”阐明其倡导重修不仅是推崇杜诗，更是为了追慕杜甫忠君爱国之心。继而感慨“公(杜甫)之才能抗太白而不能举进士，身能比稷契而不能逢尧舜。谟议能结元宗(玄宗)之知，致严武之荐，而不能免妻子之冻馁，弭骨月(肉)之流离。……后之诵公诗、谒公祠者，当悯公之遭，知公之志，勿等忧危于讦激，视

忠爱为刺讥也”。这既是对杜甫不幸遭遇的悲悯，也是由时局而生的共鸣。可见叶氏心中真正祭祀着的恰是一腔忠爱的国士杜甫。此后直至，杜公祠虽又历数次修葺，但其祭祀文化内涵再未演变。 结 语：

西安杜公祠明代始建，历经明清数百年风雨，多次毁坏，也多次重修，杜甫的文化身份也经历了乡贤、诗圣、国士三者此消彼长、时而分离、时而交融的复杂转变。嘉靖年间始建杜公祠时，正是关中文化最鼎盛的时期，、文人、乡里一同祭祀杜甫，本地文士为杜甫的乡贤身份与外来观念争论不休。此后，陕西关中地区迭遭地震天灾、改朝换代的影响，强势地域文化渐次落潮，杜公祠祭祀失去了乡里邑人的参与，外来倡导下的祭祀内涵转变为了诗圣与国士的统一，杜甫的乡贤身份也无人再提。清乾隆年间，关中地域文化随着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再度复兴，杜甫的乡贤身份再被提起，与诗圣和国士身份平等兼容，杜公祠祭祀也再度迎来、文人、社会广泛参与的新高潮。而此后清末的乱世、衰世中，随着战乱和经济衰退，杜公祠祭祀再次回到读杜诗、感杜情的和文人手中，杜甫的国士之心也在他们的感同身受中更加凸显。 注释：

①(唐)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1页。 ②(宋)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06页。

③⑤(明)唐龙：《渔石集》卷一《杜子祠记》，影印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359-360页。

④按：(明)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载：“嘉靖丙戌，巡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按满风旋，驻省采谣，谓少陵乃杜子生长之地，不可无祠”；(明)王鹤《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碑亦载：“少陵故无杜公祠。祠自嘉靖丙戌始，盖

即公故里建之，所谓礼以义起也。”嘉靖丙戌即嘉靖五年(1526)，杜公祠原属西安府咸宁县辖地。三年(1914)，废咸宁县，并入长安县。杜公祠改属长安县辖地，现为西安安区杜公祠管理所。本文以杜公祠创自明代，属西安府，故称西安杜公祠。

⑥⑦(明)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碑文拓片收入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⑧(明)赵廷瑞修，马理纂：[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六《西安府·乡贤》，页十九B，黄秀文、吴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页。

⑨(明)王鹤：《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按：王鹤，字子皋，号薇田，陕西长安人，嘉靖二十三年(14)进士，系张治道弟子。此碑立于万历五年(1577)三月，碑存今杜公祠内。

按：(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载杜甫生于今河南巩义，墓当在今河南偃师，此说盖为公论。陈贻焮《杜甫评传》亦以此为据。

(清)万斯同：《明史》卷三八八《文苑传三》，《续修四库全书》第3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按：王鹤为恢复春秋两祀，提出“两祀废而弗修，非前人尚贤之意。而府议又谓二祀故属咸宁，今从祀张先生，长安人，可令咸宁祀春，长安祀秋。财省而礼备，便甚”。见王鹤撰文《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碑。

(清)黄家鼎：[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祠祀》，页二十一B。按：此文原无题，《重修杜公祠记》之题为笔者代拟。

(清)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卷七《杜曲谒杜子美先生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屈大均游历时间见卜庆安《屈大均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清)达礼善：《新修杜工部祠记》。原碑在杜公祠内。清[康熙]《咸宁县志》卷八《艺文》收录该碑文全文(页七十一)。按：黄家鼎所修《咸宁县志》版本信息皆作清康熙七年(1668)刻本(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3页)，但由《艺文》收录达礼善作于康熙四十一年的《新修杜工部祠记》可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清康熙末年增刻本。

(清)李法：《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清)李元春选，石全润辑录：《关中两朝文钞》卷二十一，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第50-52页。按：李法系陕西同州府大荔县人。(清)贺云鸿纂修[乾隆]《大荔县志》卷十五《人物·儒文》载：“李法，字维则。岁贡生，司训狄道州。笃学敦行，尤工诗，著述甚富。有《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俱经杨学院嗣曾追梓，同遗稿著序表之。”(清)饶应祺修，马先登纂[光绪]《同州府续志》卷十一《人物》又载：李法“尝从武功孙酉峰景烈于关中书院”，“陕甘督学杨嗣曾过武功访关中知名士，景烈以法对。及案临狄道，而法已卒。因为归其柩，复序刊其遗稿”。杨嗣曾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出任陕甘学政(《清高宗实录》卷二，影印清内府钞本，《清实录》第1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8页)。另据(清)联瑛修，李镜清纂[宣统]《狄道州续志》卷七《职官表·训导》记载：“李法，乾隆三十七年任。”由此可知，《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绝不早于乾隆三十七年。该文冠以“拟”字，当为李法早年求学关中书院时所作，重修事当在乾隆初年。

(清)高廷法，沈琮修：[嘉庆]《咸宁县志》卷十二《祠祀》，页十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清)谢章铤：《重修杜工部祠碑》，原碑今存杜公祠内。 (清)叶伯英：《重修杜工部祠堂记》，原碑今存杜公祠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