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

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

作者：孙鑫

来源：《学理论·下》2012年第06期

摘要：解说行业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早期解说行业的个体实践发展，逐渐出现了大量行业理论研究成果，并产生了相对完善的行业体系——近代解说系统。景区中的解说系统可分为由解说员为引导的向导式解说和由标识牌等为引导的自导式解说两类[1]，其中解说员在整个解说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解说；系统；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2012）18-0106-03 一、历史——国内外解说溯源 （一）国外解说历史与解说员

关于国外“解说”现象的起源，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时间或事件来界定。根据Wallbank与Taylor的研究，人类已知最早的解说是在法国史前人类居住的洞穴中，里面有一幅打猎的壁画，这幅画表现了史前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思考和观察，以及他们希望和别人交流的愿望[2]。有记载的专业interpretation/guide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6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作品中提到：当他到哈利卡那苏斯的金字塔旅游的时候，有一个当地人担任他的翻译，同时也是他的导游。这是现有资料中对解说最早的详细记载。当时解说者的主要工作是为旅游者带路并负责翻译工作[3]。

具有现代意义的解说活动出现于19世纪的美国。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成立后不久，美国公园系统中就出现了自然向导(natural guiding)的工作，就是环境解说的前身。1957年，被誉为“解说之父”的Freeman Tilden出版了《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是现代解说开始的标志。书中总结了解说的六条原则，这六条原则分别是：1）任何的解说活动若不能和游客的性格或经验有关，将会是枯燥的。 2）资讯不是解说。解说是根据资讯而形成的启示，但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然而，所有的解说都包含资讯。 3）解说是一种结合多种人文科学的艺术，无论讲述的内容是科学的、历史的、或与建筑相关的，任何一种艺术，多多少少都是可被教导的。 4）解说的主要目的不是教导，而是启发。 5）解说必须针对整体来陈述，而非片面支节的部分。解说应强调整体，而非片断；应强调全人类，而非某一部份。 6）对12岁以下的儿童做解说时，其方法不应是稀释成人解说的内容，而是要有根本上完全不同的做法。若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则需要有另一套的活动。这六条原则至今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为后来的解说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同时，书中正式界定了“解说员”的含义，从此“解说员”就成了解说历史、艺术、考古和自然方面从业人员的主要称谓语，解说专业也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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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欧美各国相继成立了各类解说协会，推动了解说的学术研究和实用资格认证工作。①另外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90年代以来，至少200家北美大学设立了环境解说专业，培养了大批解说人才。 （二）国内解说历史与解说员

西方研究者认为，虽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与自然和谐交流，像老子曾提出过“道法自然”的主张，但却仅止于哲学层面，并没有想办法如何将这种思想在特定的环境中“解说”给其他人[4]。与美国的“自然解说”不同，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解说活动，是与博物馆的建设息息相关。

1905年，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建设博物馆的过程中，张骞非常注重利用“解说”来达到博物馆宣传教育的目的。他提出“当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察导观之助。必得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5]，文中提到的“招待员”即是指解说员，他们负责“导观”来宾，同时应具备外语讲解能力。当时南通博物苑的解说工作除了本苑职员，还多由教师兼任：“南通各校，凡讲关于动、植、矿物，常由教师率往参观”[6]。因此，张謇可以说是我国早期博物馆解说理论的奠基者。

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条件，全国的博物馆都没有设置专门的解说人员，普遍由业务人员兼任解说工作。但是，一批国立的重要博物馆已经开始了解说工作的理论探索和具体的实践工作。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首任馆长胡肇椿提出博物馆解说工作应该 “非常精密审慎，以求达到目的”，博物馆教育与解说应多与学校相结合，“博物馆聚集许多班级给以一解说的演讲……所选择题材应合乎参观班级的程度……然后乃领导其游览各陈列室”[7]。1943年，两位著名的博物馆专家、博物院的主要筹建人曾昭橘、李济出版了对于中国博物馆建设事业具有指导意义的专著《博物馆》，书中分儿童与成人两大部分探讨了博物馆的解说与教育工作。他们认为博物馆的解说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导参观，二是举行演讲，三是开班讲习，四是答复疑问[8]。一直到今天，这四项内容都还是博物馆解说员的主要工作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方面，由于国家的重视，1981年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学会。在学会的组织下，各地博物馆定期不定期地举办讲解员培训班。1992—2004年，国家文物局与中国博物馆学会成功举办了四届全国规模的讲解员大赛，选拔并奖励了一批年轻优秀的解说员。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博物馆解说研究明显滞后，还处于“经验研究”的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创新层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范围更广阔的环境解说方面，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便将解说理念引入。在中国内地，北京大学吴必虎、北京师范大学王民等学者率先开展环境解说的研究，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设有环境解说方面的研究生，并建立了解说中国网，以达到资源共享、学术探讨的目的。 二、现状——近代的解说系统与解说员 （一）解说系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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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解说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早，并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逐渐成熟，目前已经深入到了微观领域、特别是对旅游解说牌的研究。国外的旅游解说系统在高等教育体系、专业研究网站、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研究案例涉及区域解说、国家景区、历史遗产地、游憩地、地质景区等景区解说，以及博物馆、研究馆的单体解说等不同的对象，有大量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研究成果问世。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吴必虎、王维正、陈建平、唐鸣镝、沈宝辉等。目前我国解说系统的研究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因此存在着概念混乱、缺乏深度研究等问题。2006年9月，湖北大学的张立明、胡道华教授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旅游解说方面的经验，针对国内旅游景区解说现状，写作了《旅游景区解说系统规划与设计》，是国内首部关于解说系统方面的专著，对于国内旅游解说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于解说系统的定义，目前比较受学术界认可和推崇的是吴必虎等提出的解说系统的含义:解说系统就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9]。实际上，解说系统本身首先应该是一个完备的“系统”。具体运行方式应是在解说组织的指挥和协调下，由解说媒介运用一定的解说方式对解说对象进行解说，使解说内容传播并到达解说受众中间，帮助解说受众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达到服务、教育、启迪、管理、经济等基本功能。 （二）解说系统中的解说员

系统学告诉我们，在分析系统结构时，想把要素之间所有的联系全部考虑进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可行的办法是根据研究目的略去无关紧要的、偶发的、无任何规律的联系，把结构看做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有一定规则联系方式总和。因此，本文将解说系统中、同时也是在整个解说发展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具有极大能动性的个体——解说员作为研究对象着重阐述。

首先，从解说效果上看，解说员在整个旅游解说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观众的参观效果。相对于由书面材料、图式、语音等无生命设施所组成的自导式解说系统，向导式解说系统能够以具有能动性的专门导游人员向旅游者进行主动的、动态的信息传导。它最大特点是专业信息量丰富，且能够与游客进行双向沟通，回答游客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因人而异提供个性化服务[1]。因此，在旅游景区中提供免费与收费的常规解说服务，设置专业的解说员每天对尽可能多的观众进行现场解说，对于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普及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其次，从现有景区解说有效性上看，人工解说位列所有解说方式之首。Douchette&Cole在1993年对24种解说技术的平均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其中每类技术的平均有效性总值为5，分值越高，其效果越明显。其中重点项目及其效果比较见下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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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员解说的有效性是最高的，高达3.6。由此可见，人员解说不管是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主要解说方式，这与旅游社会性、体验型的特征有关。

第三，从现有景区解说的设置上看，人工解说对于任何有影响力的景区而言都是必不可缺的一环。李红翔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人文古迹类景区当中，人工解说存在率极高，且解说效果最好。详细对比情况见下表[11]：

注：?菁表中表示该景区存在该种解说方式； *表示该种解说方式是重点解说方式，解说效用高。

她指出，在人文古迹12个案例样本中，100%的景区选择了人员解说，这与该类型景区文化性、历史性的特性有关。这类景区中包含着许多人文古迹和历史典故，因为多是历史、文化类的东西，高科技的解说方式就显得不大适宜，因此就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解说。最终她得出结论，人文古迹类景区应该以人员解说和展示陈列为主要解说方式。

综上所述，解说员是旅游景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解说员的存在对于提高观众参观质量、保证讲解有效性、提升旅游景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解说行业的发展历经两个世纪，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实践基础和研究成果，并产生了相关的行业协会来保护和促进其发展。国外最为显著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解说体系理论，并能够用不断出现的新理论来指导解说实践的发展。尽管中国的解说实践开始的较早，但由于中国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以致影响了整个解说行业的发展。 要促进中国景区解说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应重视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则必须重视解说员。具体的解说系统规划应是在系统的理论思想引导下，因地制宜地选择出适合该景区自身特点的解说方式类型，体现自身的特色。尤其要注意恰当运用能够直接体现景区服务与文化水准的解说员，做到理论与实践两手抓，科学地规划、管理景区的解说服务系统，方可使整个景区得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必虎.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1999，（6）：27.

[2]Thomas Walter Wallbank，Alastair MacDonald Taylor.Nels M Bailkey，Civilization:past and present[M]. Chicago, Scott,Foresman Press，1967.

[3]王爱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解说系统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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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民，蔚东英，陈晨.环境解说历史及其理论基础的研究[J].环境教育，2005，(7). [5]南通博物苑编印.南通博物苑文献集[Z].1985. [6]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Z].南通县自治会，1938.

[7]胡肇椿.现代化博物馆与学校合作问题初论[J].学术世界，1936,(1). [8]曾昭橘,李济. 博物馆[M].重庆:重庆正中书局，1943.

[9]吴必虎，等.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J].旅游学刊，1999，（1）：44.

[10]罗芬，钟永德，等. 黄山园内旅游解说类型及有效性分析[J].旅游科学，2005，（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