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纤维材料产业的破败,可以推测出中国产业策略被经济改革派严重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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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文章《中国碳纤维产能仅用1/10遭国外打压致大量进口》读后感触极深！

瞭望新闻周刊文章指出：“中国碳纤维产业危机待解国内企业基本全线亏损。我国碳纤维产业发展正面临不进则退的局面。当前应抓住机遇，加强宏观引导，加强关键技术研发，促进碳纤维产业健康发展”。

“碳纤维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新材料，我国碳纤维行业经过长期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装备封锁，碳纤维产业化取得初步成果。但目前全行业存在关键技术落后、下游应用开发滞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力较弱等突出问题。若不能尽快突破瓶颈、改变现状，我国碳纤维产业将会在国际碳纤维产业的凌厉发展攻势面前不进反退，甚至因错失良机而溃不成军”。

2009年5月，中国知识产权报资讯网报道：

经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中原油田、辽河油田等多个油田先期实验应用表明，由山东大学自主研发的“扁带式柔性连续碳纤维复合材料抽油杆”（下称碳纤维抽油杆）连续运行时间最长超过5年，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同时“扁带式柔性连续碳纤维复合材料抽油杆及其接头”获得了中国发明专利权，“碳纤维复合材料在石油开采中的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技术国际领先！ 一排排牢固的钢架上，一个个扇形铁块在电机驱动下像打铁般往复运动，带动着抽油杆将石油从地下源源不断抽出，这是在许多采油区都可看到的抽油机工作时的情景。由于抽油杆时常处于运动摩擦之中，对强度、韧性、耐腐蚀性等性能要求很高，研究者们一直希望找到一种符合要求的材料。

“碳纤维抽油杆的研制成功，克服了以往钢制抽油杆易损易腐、寿命短等许多不足，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实用效果。”国家“863”碳纤维专项研究项目课题负责人、山东大学教授朱波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碳纤维抽油杆不仅强度高、耐腐蚀，而且重量轻，是同长度钢制抽油杆重量的1/20，截面积仅为钢制抽油杆的1/5，这就相对减少了抽油杆工作时的阻力，使4000米以上的超深井采

油成为可能；长度连续，避免了采油过程中的活塞效应，极大降低了接头断脱几率，延长了抽油杆的使用寿命。

2012年吉林城市网报道：

6月28日全国碳纤维产业发展(吉林)大会，相关人员透露了将于29日返回地面神舟九号飞船构体有吉林市吉研高科研制的碳纤维产品。

据了解，本次大会邀请到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0多位碳纤维领域著名专家，并有20多家相关研究机构和200多名业界人士参加本次大会。是我国碳影响纤维行业近年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广的一次盛会。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坚说，吉林市是我国最早开展研制碳纤维的城市之一，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碳纤维原丝、碳纤维生产以及下游制品开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我国战略性武器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吉林市发展碳纤维有很好的基础，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希望吉林市能够加快发展碳纤维下游企业，进一步加强碳纤维产品的稳定化和高性能化，为我国成为碳纤维强国做出贡献。

据吉研高科董事长赵春田说，该公司是我国航天材料合格供应商之一，为这次运载神舟九号的长征火箭提供了碳纤维制品。在航天向民用转型方面，吉研高科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自行车已经实现了量产，自主品牌“吉昊麟”牌碳纤维自行车，已经成为吉林省轻工行业的名牌产品和国内知名产品。

吉林市科技局缴润利说， 2010年1月，吉林市被科技部认定为全国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得到了国家和吉林省在产业发展上的大力支持。吉林市将重点开发推进航空、缴润利说，航天应用的碳纤维产品及装备轻量化项开发推进风力发电、汽车零部件、高铁目，护板等碳纤维产品及产业化项目，开发推开进自行车等碳纤维产品及产业化项目，发推进建筑补强、古文物修复等碳纤维产品及产业化项目。吉林市将以基地建设为载体，打造碳纤维核心、碳纤维制品深加工、大会将推动我国碳纤维产业快速发展。

2013年全国各大媒体均有报道：

6月11日，随着“神舟”十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远在沈阳的中恒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公司的员工欢呼雀跃，他们公司生产的碳纤维材料继“神舟”九号之后，又一次成功为“神舟”十号配套。这是中国碳纤维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以上相关新闻揭示出中国碳纤维材料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重大突破，碳纤维材料技术研发得到了飞速发展。

中国国内碳纤维材料生产企业面临国际行业巨头（美日）的蓄意打压！

“沈阳中恒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甫介绍：近几年，国际市场对华销售碳纤维产品的价格呈下降趋势。2010年12K的T300产品卖到24万元/吨，2012年价格大幅降到12万元/吨。“中国投资碳纤维建设的曲线与国外对华产品价格下降曲线正好对应。”刘树甫认为，没有国内企业的投资建设，国外产品的价格不会下降这么快。但同时也要看到，国外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并不正常，其背后隐藏着打压我国碳纤维产业的深刻动机”。

目前，受国外低价倾销和恶意竞销的影响，国内碳纤维企业基本处于全线亏损的状况。“现在国内每生产一吨碳纤维就要亏损三四万元，大部分企业只好大幅减产，甚至停工停产。”

碳纤维材料产业是一项很重要的国家战略产业，中国在核心技术上需要更大的突破。

十多年来，高品质碳纤维材料在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的特殊应用一直得到我国的高度关注，碳纤维的产业化被列入国家“863”、“973”计划，、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也都加大了对碳纤维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国家“十二五”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还将碳纤维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在国家扶持下，我国碳纤维行业在关键技术、装备、产业化生产及下游应用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千吨级工业化装置陆续建成并投产，初步建立了从原丝、碳纤维到复合材料及制品全产业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随着我国碳纤维产业的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

沈阳中恒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甫告介绍：一方面，我国每年要耗费巨资进口万余吨碳纤维产品，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之需；另一方面我国碳纤维企业开工不足，年生产碳纤维仅为2000多吨，仅发挥了生产能力的1/10，大量生产线闲置。我国碳纤维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整体落后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还

无法满足国防军工和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的全部需要。日本仅东丽一家公司的产能就接近2万吨，抵得上我国全部30多家企业的产能。目前国内只能稳定生产T300规格的产品，T700、T800等高规格产品刚刚突破制备关键技术，部分碳纤维生产企业还在进行工程化技术研究。而日本企业能够生产包括T700、T800、T1000、T1100在内的系列产品。

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副会长赵向东坦言，这几年我国碳纤维产业进步很快，但是总体而言，还没有完全掌握碳纤维的核心技术，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碳纤维材料机理

碳纤维（carbonfiber），顾名思义，它不仅具有碳材料的固有本征特性，又兼具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是新一代增强纤维。与传统的玻璃纤维(GF)相比，杨氏模量是其3 倍多；它与凯芙拉纤维(KF-49)相比，不仅杨氏模量是其2倍左右，而且在有机溶剂、酸、碱中不溶不胀，耐蚀性出类拔萃。有学者在1981年将PAN基CF浸泡在强碱NaOH 溶液中，时间已过去30多年，它至今仍保持纤维形态。

碳纤维可分别用聚丙烯腈纤维、沥青纤维、粘胶丝或酚醛纤维经碳化制得；按状态分为长丝、短纤维和短切纤维；按力学性能分为通用型和高性能型 。通用型碳纤维强度为1000兆帕（MPa）、模量为100GPa左右。高性能型碳纤维又分为高强型（强度2000MPa、模量250GPa）和高模型（模量300GPa以上）。强度大于4000MPa的又称为超高强型；模量大于450GPa的称为超高模型。随着航天和航空工业的发展，还出现了高强高伸型碳纤维，其延伸率大于2％。用量最大的是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目前应用较普遍的碳纤维主要是聚丙烯腈碳纤维和沥青碳纤维。碳纤维的制造包括纤维纺丝、热稳定化（预氧化）、碳化、石墨化等4个过程。其间伴随的化学变化包括，脱氢、环化、氧化及脱氧在复合材料大家族中，纤维增强材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玻璃纤维与有机树脂复合的玻璃钢问世以来，碳纤维、陶瓷纤维以及硼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相继研制成功，性能不断得到改进，使复合材料领域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如耐高温、耐磨擦、导电、导热及耐腐蚀等

世界碳纤维产业现状：

日本东丽、东邦人造丝和三菱人造丝三家公司以及美国的HEXCEL、ZOLTEK、ALDILA三家公司占据垄断地位！其他如德国SGL西格里集团，韩国泰光产业，我国的台塑集团，等少数单位虽然掌握了碳纤维生产的部分核心技术，并且有规模化生产能力，但质量提高幅度不大。中国碳纤维企业全部30多家企业，开工不足，年生产碳纤维仅为2000多吨，仅发挥了生产能力的1/10，大量生产线闲置。日本仅东丽一家公司的产能就接近2万吨，抵得上我国全部30多家企业的产能。我国碳纤维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整体落后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还无法满足国防军工和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的全部需要。

由于碳纤维材料运用市场前景广泛，碳纤维的市场需求尤其是民用市场需求必然呈现爆发式增长。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在材料应用上正从钢铁时代步入到复合材料广泛应用的时代。碳纤维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一种重要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是一种力学性能优异的新材料，具有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和碳材料的强抗拉力两大特征，决定了其广泛的用途。目前，碳纤维广泛应用于新型纺织机械、电缆、油田钻探、风电设备、航空航天、核电、军工、医疗器械、汽车复合材料、建筑等领域。碳纤维的市场需求尤其是民用市场需求必然呈现爆发式增长。

总结：

碳纤维材料产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是中国决策层最大的失败！是不可原谅的决策失误所导致！中国经济决策层面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好技术与产业的对接，以军工技术研发引领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产业投资，材料科技在产品技术含量中占据重要性。从中工产品看，近年来中国成果显著，中国已经有足够实力改变输血性出口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只有技术突破，才能掌握出口贸易等的世界经济合作的主动，但是，以某些人为代表的中国决策层把经济战略目标定在城市化建设上，不得不让人惊疑，中国是否走向一条错误、危险对内空前攫取的、杀鸡取卵式的城市化不归路？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战略，为什么不能够从美国学到内在的关键精髓，而是学一些形式化垃圾？甚至是钻进美国设下的圈套——出血性出口加城市化建设应对美国巨大的金融陷阱或者叫做货币天坑！

从中国碳纤维材料产业完全可以看出中国产业有严重问题。西方产业具有很长的资本主义历史积累经验，尤其是美国采取了隐蔽产业战略。中国唯有采取行政手段才能最快速度促进产业合理化建设，才能追上西方产业的优化整合技术水平。江涌文章《产业：是异端邪说还是有效扳手 》全面阐述中国产业战略的严重欠缺。

链接地址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 detail/53978.html

关于金融陷阱和货币天坑的解释，笔者认可卢麒元观点，以下是卢附文： 《卢麒元：绝不走美国设计的城镇化道路》 原标题：天坑与池子

本文发表于《信报财经月刊》第431卷。所谓“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倒因为果的伪命题。其本质，是为过剩货币寻求“池子”。历史地看，这无异于打开魔鬼的封印。

西边下雨东边流。

美国人在滥发货币，中国在为美国滥发的货币提供对冲的资产。货币如水，天量的货币如同洪水，容纳洪水需要一个天大的资产池。有人要用天量的中国资产构筑一个天池。很遗憾，这个天池，将吞噬中国数亿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笔者将这个天池称之为天坑。

金融学具有哲学的特质。信用，是无色无味的，既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金融是形而上的，天然具有宗教的特征。当金融成为国家之间战略博弈的工具后，金融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操作的。当金融资本主义进化成为金融帝国主义之后，金融资本不仅仅要控制财富了，金融资本也要控制意识形态了，金融资本甚至要直接操纵政权了。请不要惊讶，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高度契合。中美国，不是一个理想，而是冰冷的现实。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成为一统全球金融的帝国。美联储有能力操纵全球货币流通的数量、分布、速度，因而有能力决定全球资产和商品的价格。上帝离我们很远，伯南克却离我们很近，近到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美联储

就站在人民银行之上，伯南克就行走在人民币中间。事实上，美国人要资本化中国的一切。既然是一切，就不仅仅包括公有的中国国有企业，也包括集体所有的中国土地。美国人的金融操作，通过一系列神秘的理论包装进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的制度和安排。这一系列的金融操作，都包裹着一面艳丽的旗帜——改革开放。

美国人的美元，要想成为坚挺的货币，就必须对应同样坚挺的资产。美国人没有足够多的资产去坚挺过剩的美元，他们需要有人提供优质的资产替他们去坚挺美元。于是，他们的目光窥视着拥有庞大资产的中国。于是，一批批中国童子到美国去接受洗礼了(黄皮肤芝加哥男孩);于是，后现代的“金融哲学”悄然潜入中国。最终，这一切演绎成为眼花缭乱的“经济改革”。其实，与其说是金融哲学，不如说是金融宗教。金融“传教士们”们渗透到了中国每一个角落，金融“传教士们”成为新时代的明星，金融“圣经”充塞了华夏视听。最后，神秘诡异的金融宗教终于渗透进了中国的最高殿堂，成为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行为指南。中国所谓的“深化改革”，本质就是深入资本化。在中国深入资本化，就剩下最后一个堡垒了，那就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土地。金融“教徒”的“谶语”很雷人，“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他们将中国的逆向土改称作“最大的红利”，他们所谓的“改革”就是为了分取这个最后的“红利”!他们已经撕下了所有的面具;他们竟然毫无忌惮，公然声称“还剩最后几步了”，他们开始进行最后一搏了。请看仔细了，美国人在中国的金融操作，最近包装成了动人的改革宣言(新年宪政风暴)，他们的具体落脚点就是“城镇化”!

何谓城镇化?城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被用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至20世纪，这一名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多数学者所接受。19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接受。维基百科给出城市化定义：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一般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请注意这句话：“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句话：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所谓的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城镇化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济学指标，那就是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就是区域内城市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原本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一旦被人为的推动，就成为了另一场“”了。中国式的城镇化运动，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城镇化将资本化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将为中美联动的

货币超发行机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就终极意义而言，就是为美联储滥发美元提供备兑支付手段。

笔者估计，中国城镇化，仅农村非农业用地，就意味着至少100万亿的集体所有资产将被资本化。如果考虑全部农村土地的资本化，总金额可能高达500万亿的人民币。100万亿资产的资本化，意味着至少可以增发20万亿的人民币，也就意味着可以接纳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100万亿资产资本化的过程，意味着不少于100万亿的M2增长，也意味着不少于50万亿的消费增长。如此看来，7.5%的增长实在是小意思，二十年连续增长也不会是大问题。如果，将来集体所有制土地全部资本化，那将足以解决美元滥发的全部问题。很显然，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意义不在乎中国。资本家们的深化“改革开放”，其实“功夫在诗外”。美国的量化宽松，乃至于全球量化宽松终于有了物质保障了。要知道，这可是将全体中国农民的集体财产做成“天坑”，此坑将吸纳3万亿美元剩余货币，世界金融尽可以再疯狂宽松五年了。那末，五年之后呢?

周行长，以致于周行长后面的佐行长，都极度关心那个容纳货币的“池子”。换句话说，周行长和佐行长，费尽千辛万苦，都是在为伯南克同志努力工作。是啊，美联储量化宽松了四轮了，美元水漫金山寺了，需要巨大的“池子”啊。佐行长的意思是，先用中国国企资产做池子。但是，周行长们不敢搞了，继续贱有资产，城里的数亿人会起来造反的。实在没办法了，还是去打中国农民的主意吧。数亿农民，手握天量土地财富，却毫无抗争的能力，正好可以挖一个“天坑”，将他们和他们的财产一道活埋了。用这个“天坑”做一个大“池子”，足以为“上帝”分忧解难了。况且，城里人可以分享农民财产的些许利益，目光短浅的城里人不会集体反对“城镇化”的。于是，“城镇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 要想让资产持有者与资产分离，就必须让持有资产的人远离他们的资产。“城镇化”用所谓让农民“上楼”的诱惑，让农民永远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理解土地的价值吗?所谓十倍的价格补偿不是很可笑吗?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今天十倍的价格补偿有意思吗?这三十年来的教训不深刻吗?今天的一亩地的价钱，十年后未必可以换来一袋米!结论是简单而明了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成为永远的包袱，而失去了主人的土地将成为金融资本的盛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耗尽土地赔偿金后，将成为永无穷尽的税收负担，那将是远远不止于100万亿的永久性负担。这看似新奇的游戏，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新意。五千年来，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翻来覆去。一句话，仍然是赤裸裸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未来的结果会有新意吗?不会的，我们将迎来另一场农民。多大的天坑也无法活埋数亿农民;倒是数亿农民可以随时埋葬。

中国的“专家学者”真是太有才了，连原因和结果都敢于颠倒。本来，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可是，中国的工业化太恐怖了，全世界都无法容纳中国

的生产能力了，中国的工业化无法无限扩张了，中国的工业化显然不能顺利演化为全国农村的城镇化。于是，“聪明”的中国“专家学者”开始倒立思考了，他们竟然将城镇化说成是工业化的原因了。不能完成工业化而提前完成了城镇化，城镇化了的农民就没有工业可资就业，他们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呢?案例当然是有的，全世界提前实现城镇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不是走向贫民窟化。贫民窟化，那不是城镇化，那是将农民赶入人间地狱。请设想，数亿农民，如果实现无差别社保，中国将要承担怎样的财政压力?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两倍有可能吗?如果，中国真的要提供如此规模的财政支出，中国的经济还有一丝的效率可言吗?一个毫无效率的巨大经济体，难道还有什么竟争力可言吗?一个提前丧失竞争力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待吗?

中国绝对不能走美国金融资本“设计”的“城镇化”道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就是。所以，中国需要解决社会再分配问题。就经济学理论而言，真正促进全民消费增长，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只能通过均衡社会分配来实现。靠农民卖地增加消费，与卖血下馆子有什么区别?这种败家子式的深化改革意欲何为呢?

中国是否存在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呢?

有的，那就是三农三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

中国农业的工业化，首先要求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农村必须再次走上集体化的道路。领导要做的工作，不是把农民的土地卖掉，而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要让农村基层组织拥有法人资格，要让农村基层组织走上公司化发展的道路。要鼓励人才、知识、管理、资本等稀缺资源下乡，使农副产品不断增加品种，不断提升级别，不断提高附加值，使中国的农业成为现代世界农业的经典范式。农业工业化，要求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小岗村的实践，既是一场闹剧，更是一场悲剧。正确的道路，是从大寨大队升级为华西村控股公司。 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首先要求取消歧视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向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取消一切歧视农民的不合理的制度和安排。农民有权力选择他们的身份，选择他们的居住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必须实现双向选择和自由流动。其次，不能继续掠夺农民的财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侵占了农民高达数十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了，太残忍了。农民市民化，要点在于彻底解决政治歧视和经济掠夺。农民市民化，并不是“上楼”那末简单。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绝对不是人口学意义的上城镇化比率，而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农民需要的是源于内心的幸福，而绝不仅仅是一本城市户口。当中国的农村拥有了与城市无二无别的现代化水平，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更向往农村生活。笔者曾经着文《知识老

年上山下乡》，为什么不让老年人回到青山绿水中去颐养天年?为什么不将养老产业转向农村?为什么不重视中国总人口的战略分布问题?西方经验证明，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是不环保和不经济的。可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经济学家”，却鼓动中国要搞一批人口5000万以上的大都市。超级大都市为主体的国家，在安全上极为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我们绝对不应该追求户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水平。我们应该提高农村和农民的幸福指数!

我国最高决策层必须高度警觉，由西方金融资本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中国挖出一个无底的天坑，那将成为吸纳美元剩余货币最理想的池子。请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个如此伟大的民族，去犯如此低级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饶恕的!请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经济改革最终要的不是知识，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回归常识，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的是良知!

当然，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显而易见，中国的发展源泉是管理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式的“城镇化”，可以完成上述使命吗?恰恰相反，扭曲资源分配的“城镇化”，仍然是将资源导入房地产的旧思路，将彻底终结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笔者极其痛恨金融资本关于“城镇化”的流氓逻辑，他们意图让农民卖掉土地，暂时换来一点小钱，眼前增加一些消费，形式上拉动一下经济。让农民卖地去为他们拉动经济?这是何等无耻而荒谬的逻辑!

不搞城镇化可以吗?当然可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社会分配严重扭曲造成的。尤其是消费不足问题，是经典的分配扭曲问题。新的改革之路，在于解决两个分配失衡。

首先，必须解决国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不要继续贱卖优质资产了。正好相反，中国理应大规模增持全球的优质资产。难道，发达国家不应该用优质资产来换取中国的廉价商品吗?要知道，日本人持有不少于7万亿美元的海外优质资产，美国人持有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海外优质资产，全球富人持有近乎天文数字的海外资产，他们难道不可以卖一点儿海外资产换商品吗?最低限度，他们可以卖掉他们手上的中国资产来换中国商品啊!况且，中国人仅有可怜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人永远也买不穷洋人啊!难道，中国人都傻疯了吗?中国人非要用农民的土地和工农的血泪换取废纸(债券)吗?用一堆废纸，可以实现转型和升级吗?事实上，如果能将“上供”美国的“红利”转移支付给中国农村，将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其次，必须解决国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低效的城市经济已经无法维持了，原因在于“三个太高了”。制度成本太高了;金融成本太高了;要素成本太高

了。三个太高了，彻底破坏了中国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导致中国经济效率开始急剧下滑，以致于中国要靠“印钱”拉动经济了。正是这“三个太高了”，提前终止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同时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城镇化。当人才、资本、资源逃离了乡村，农民如何进行更进一步的城镇化?简单地说，中国必须开始“分蛋糕”了。如果，就是不解决国内分配失衡问题，任由“三个太高了”恶性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将彻底失败。事实上，中国正在面临人、才、物的转移大潮，农村在向城市转移，城市在向外国转移。都转移了，还发展个屁呀!既然是要搞城镇化，就必须尽快实现崭新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展开一场税政，向国内转移!向农村转移!

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从不复杂。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一向十分复杂。所谓的机会主义，不过是另一种的主义。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时代，极端精英主义只能走向主义。当然，极端精英主义也不是没有后果的，那就是发展出极端的民粹主义。中国人对极端民粹主义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据说，“余孽们”人还在、心未死，他们随时会卷起另一场伟大的风暴。值得欣慰的是，精英们也并非都是混蛋，有人还知道读《旧制度与大》，他们是知道极端精英主义最终结局的。 笔者最后重申，中国真的想要解决分配问题，就需要进行深刻的税政改革!不解决税政问题，一切都将是浮云!由此，笔者想说，中国的改革绝对不是简单地深入资本化，而是遏制全面资本化，实现资本社会化。当今天的西方世界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难道可以忤逆历史发展的潮流吗?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