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下的现代性思考——品读《人面桃花》

历史题材下的现代性思考

——品读格非《人面桃花》

摘要：《人面桃花》是先锋作家格非沉寂十年之后推出的力作，在其珍爱的历史题材中蕴含了对生命的现代性思考。小说体现了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在许多方面又显现出了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可谓格非小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小说对乌托邦理想的描写，对秀米人生的刻画灌注了作者许多的人生思考，即是对历史的个人描写，又是在对整个历史的后现代审视，意味深远。

关键词：《人面桃花》 新历史主义 现代性思考

《人面桃花》是格非2004年长篇力作，小说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反清历史，讲述陆秀米从一个乡村女子到党人的传奇人生。父亲的突然失踪使她开始正视世界，党人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两人滋生了情感却因党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的猝死而告终。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绑架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读了张季元留下的日记，秀米了解了党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于是，她后来的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理想，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她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活了下来，看到了胜利之后的乱象才去世，因而又经历了更大的幻灭——对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理想、信仰的幻灭。

《人面桃花》依然是格非所珍爱的历史题材。新历史主义是先锋作家们普遍持有的历史观，格非对先锋派的坚守体现在他对新历史主义的继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超越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历史观和历史必然论的认识，“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来着眼于主流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

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的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历史规律’，到凸现非功利目的的隐喻和寓言的‘模糊化’历史认知、体验与叙述”。

格非的新历史主义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人面桃花》中依然烙有新历史主义的痕迹：首先是个人主体的凸现和历史背景的隐匿。《人面桃花》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就是辛亥前——清末民初，这样一个极容易覆盖故事的背景明显地被作者有意的隐匿在故事之后。这源于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所以，我们看到了秀米、张季元、王观澄等这些小人物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们表现出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伟大与卑微。个人活动掩盖了历史背景成为文本历史叙事的线索，这是《人面桃花》中新历史主义的表现之一。其次是对历史发展动因的异样思考。我们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个人能够起到加速或者减慢历史发展的作用，却不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而格非对历史的理解显然超越了这种历史必然论。在《人面桃花》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和成败都是取决于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人的本性以及一些偶然因素成为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王观澄建立的世外桃源——花家舍的败亡，看似是由于六指人的暗中计算，但如果没有没有庆生的侮辱，六指人也许只是悻悻离去。这还不是最终的原因，导致花家舍灭亡的最终原因还是几个把总多疑、恶毒的本性，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互提防、相互猜疑才使得六指人有了可乘之机。而六指人从花家舍打破的第一个缺口——马弁，是因为他对秀米的渴望。性欲、权利欲等各种欲望注定了花家舍的在劫难逃。秀米的改革实践的失败，同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翠莲的出卖，翠莲的出卖是因为她放荡的本性和那个算命先生的一个预言。欲望、人性和一些偶然因素替代了原来的历史必然论成为文本中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细读之后，这部小说又跟格非前期新历史小说在主题上有了较大的差异。受当时流行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新历史小说热衷于历史的解码与重新编码。它张扬被历史掩盖或忽视的一面，从而以一种断续、颓败的历史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新历史小说”是对过去几十年文学中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拨，隐隐约约地也是对政治威权的一种无言的反抗。但是，新历史小说虽然对主流历史、钦定历史 “SAY NO”，却更多地却停留在文字游戏层面上，历史背景往往模糊不清，也缺少具体而明确的历史观。而《人面桃花》反映出来的关于历史的反思却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表面上看，小说依然排斥了宏大、正统的历史叙事，对党人张季元、夏举人、包括陆秀米多有贬抑之词；对于辛亥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叙述者也尽量表现出冷静、超然物外的观照，引人注目的是，格非一直不断地借笔下者之口表达对本身的反思：小说中，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都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有共同的桃源情结。他们对的领悟又是什么呢？

张季元：“我觉得我们正做的事，很有可能是错的，或者说，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在全力以赴，同时，你又明明怀疑它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王观澄：“一心想在花家舍造一座人人称赞的世外桃园。可最后只落得一个授人以利斧、惨遭横祸的结局，还连带着花家舍一起遭殃。”

陆秀米：“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的事是否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笑话。”

“（）不做什么，好玩呗。”

“做一件事（），为了忘记其他事。”

类似这样对、对理想的怀疑、思虑、犹豫、幻灭反反复复出现，是否也反映了格非本人一种对历史进步的幻灭感、深深的厌倦感。小驴子(包括张季元)是以“”的方式建立大同，王观澄是以土匪的方式建立世外桃源，两者的理念都很动人，但实现手段却是在一个崇高的名义下充满了暴力、血腥和对生命的漠视。这种理想本身与实现手段之间的背离，消解了英雄人物的崇高性、神圣性，是格非对他笔下人物与众不同的非英雄化阐释。这里传达了格非对失败原因的思考。这是否源于人性中的弱点？要成功，如果不克服这些弱点是永远不可能的。陆侃、王观澄、秀米他们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因为他们都犯了“执念”，他们多多少少都被性欲、权利欲等欲望所驱使着。

“乌托邦狂想”从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个悲剧，而且是个闹剧，他们对桃花源梦想的痴迷和执着，未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反驳，或者叩问、但是他们对，对乌托邦理想，存在着偏狭的理，这决定了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悲剧。像秀米的父亲———陆侃的疯(是别人说的)和出走，以及荒岛上的匪首———王观澄的梦想和他最后的被杀，张季元的神秘来往和死亡，还有秀米的被捕和沉寂，可以说都是理想的实践者，都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乌托邦世界。实际上，乌托邦梦想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怀，但他们不仅是想了，而且是真的去做了，而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小说打动人的地方。但小说的结局呢，却是在看与被看中凄惨地死去，死亡可以说是他们的乌托邦梦想的终结，小说的悲剧性在这里充分地体现出来，不仅没有成功，还将自己的青春烧成了灰。秀米出狱后说的：“我觉得自己家就像是一只花间的蚂蚁，一切都是卑微的，琐屑的和没有意义的，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挽回。”想想秀米在奋斗了那么久以后，就只是认为自己是琐屑和卑微的，没有意义的，这应该就是的大悲剧。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无论个人或群体付出怎样的努力，人总是为力于历史。人是这样渺小，所谓改变所谓乌托邦，只是人类的错觉、僭妄，即使像辛亥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也可能只是一个错误，一个玩笑。那么历史上

的其他或改革呢？这不由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小说最后，格非让秀米回归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生活。小说最后一章“禁语”是全书最温暖动人、饱含诗意的，也是秀米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秀米和喜鹊终于从喧嚣的外界退回到她们最后的温情脉脉的庭院。秀米种花草、读闲书、观星象，像一个古代士大夫那样过着隐居的生活。秀米还学会了种菜、洗衣、纺鞋等作为女人最普通最实在的事。也许只有这样的日常生活才是一个人最真实最甜蜜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桃源所在。

格非从80 年代初走上文坛，在80 年代中后期成为先锋小说家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代表作《迷舟》、《褐色鸟群》等等以善于营造小说叙事的“迷宫”、制造无法填补的“空缺”闻名，这个时期的格非是一个不动情的非常“智性”的作家，他的小说虽然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为背景，但他对真正的历史和现实本身似乎都缺乏真正的兴趣，他以玄学式的“轻逸”姿态高蹈于沉重的历史和现实之上，进入90年代之后，格非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逐渐逼近时代，表现一种欲望化时代人的精神的贫困和沦落。之后，格非沉默了十年没有新作，埋首研究小说叙事，直到《人面桃花》问世。

晚清的历史过程曲折、头绪纷乱，是非常复杂的，要表现这段历史的精神特质以及这段历史在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所引起的震撼和变化，是很有难度的，格非的巧妙就在于他选择了一种巧妙的“成长小说”类型，描述的是一个不谙世事、天真纯情的少女在历史的大动荡时代身体和心灵逐渐成熟的过程。从而可以化复杂为单纯、化混乱为清晰、化寓言为写实，将个人的经历与历史的纠缠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和奋斗构成了秀米人生壮美的传奇，而对她的个人的生理、心理的成长叙事则构成了这个诗篇的本身，前者属于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范畴，后者则属于感性的、审美的、私人生活的范畴。如果说小说中的《地方志》等对于这些者的记述属于一种时代正史，那么小说中对于者个人的欲望叙事则构成了正史外的野史，成为与时代传奇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割相互补充的存在。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显然对历史中的非理性、神秘性的一面仍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给《人面桃花》带来了一种虚实相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历史本身的特性所在。格非自己称他在这部作品中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人面桃花》的确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

在格非看来，在历史的迷津中，只有个人的生命悸动、内心丰富的生存体验、灵魂的孤独、寂寞、惆怅等才是最鲜活的、最真切的。作为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格非没有刻意去渲染、铺张历史感，也没有竭力去搜寻“宏大”“意义”，而是从历史生活中人物的际遇、存在状态去感受生命的实在性和鲜活性。

或许对于格非而言，历史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真实，那些有关历史确定性的种种言说与诠释，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之外，它并不能说明更多的真理。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迷雾中，什么都显得那么靠不住。可能最靠得住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鲜活的、拥有自己独特生活边界和个性体验的人。因此，我们才会在小说中看到，无论是陆侃、张季元、陆秀米，他们都不是或乌托邦的符号代码，而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个真实的人。正如格非自己所说：“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因此，他在小说中努力地表现自己所感觉到的世界、人生和人性，以及他自己所认为最真实。最真切的历史。

格非在获奖演说中说：“《人面桃花》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的外衣，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你可以将这种梦幻命名为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康有为的大同、宗教的彼岸，现实的乌托邦等等。但我所关心的是，这些梦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究竟构成了怎样的隐喻关系，另外，倘若它发生在近代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进而想到动荡年代裹挟在浪潮中的卑微的个

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得不容辩驳。”

《人面桃花》的经典之处不只在于作者对历史主义题材的突破，更在于蕴含在作品中人性的思考。乌托邦的坚持与幻灭，梦想的价值性思考，生命意义的探索都体现在陆秀米的一生中。她一生中经历的事情对当代女性的生存也有很大的启发性。

参考文献：

1.格非.人面桃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2.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M].云南人民出版,2003

4.格非,于若冰等.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J].作家,2005(8)

5.傅梅,无可奈何的回归——评格非小说《人面桃花》[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2)

6.张丽军,刘雨等.追寻人类精神天空的高度、困惑与局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