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建安文学自觉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作者:张蕾梅
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5期
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继汉开唐的转折时代,位于这段时期开端的建安文学呈现出了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学意识、文人思想以及文学创作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建安文学 自觉 意识 思想 创作特点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1]这里所说的曹丕时代,就是指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继汉开唐的转折时代,位于这段时期开端的建安文学,更多呈现出文学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与当时文学认识的发展状况、文人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文学的创作情况、艺术特征等分不开的。 一
文学的发展与人们对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认识发展相联系。建安时期以前,文学的概念并不是的,它与哲学、史学尚未分离,加上强盛的儒家思想的层层禁锢,使得文学长时间以来只被看作是经学的附庸,是用来阐释儒家经义的工具,没有的位置。像《诗经》、《离骚》、《道德经》这些杰出的文学作品,都被列入经学的范畴。这种文学概念上的非性或者说附庸状况一直延续到汉代,直到建安时期,文学才开始摆脱经学和史学等的束缚,走上发展的道路。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最早把诗赋等文学作品提到和政治、学术著作相等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文学的性。文学的由非走向的认识状况,是文学由不自觉转入自觉的一个发展条件。
随着文学在建安时期逐步走向,人们对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逐渐明确起来。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因而也就有越来越多的文人自觉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以五言诗为例,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虽然始于东汉,但终汉之世,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并不多,普遍存在着轻视通俗乐曲和五言诗的现象。到了建安时期,由于曹操、曹丕等人的倡导,尤其是他们的亲身尝试,五言诗的地位提高了,轻视现象有了彻底的转变。由此开始,五言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样式,在诗坛占据了主要地位,而《诗经》的四言体和《楚辞》的骚体则退居次要位置。五言诗地位的提高,加上它在反映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特点,都吸引并促进了大量文人的自觉创作,从而在建安时期使文人五言诗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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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辞赋,两汉四百年间的主要文学形式是辞赋,辞赋很发达,作者也很多,但当时也有不少人士像杨雄、王充等对辞赋的地位和作用估价一直不高。他们重视学术而轻视辞赋,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扬雄《法言·吾子》)[3],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他们的这种见解在汉代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到了建安时期,轻视辞赋的观念也有了改变,这一点在曹丕的文章中反映很鲜明,他把诗赋与学术著作相提并论,认为辞赋也能像经史之作一样垂之不朽。辞赋地位在建安时期的提高,也大大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他们对辞赋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这方面的自觉性。
总之,对文学的认识必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文学地位的逐渐与提高,对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自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文学是离不开人的,尤其是文人,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建安时期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与这一时期的文人有着极大关系。
首先,由于建安时期文学的与被重视,文人创作也必然受到重视,因而文人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反过来,文人地位的提高又鼓励文人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推动了文学向着自觉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成熟、发展与创新,形成了这一时期自觉的文学特征。
其次,建安时代,思想上冲破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禁条,各种政治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这种思想的反映在文学上,就表现为文人的觉醒;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意识的转变和门第观念的减弱,又使得文人减轻了思想负担,消除了某些顾虑。所以,建安时期的文人得以尽情发展,个性不受拘束,在文学创作上自由发挥,充分表现。可以说,建安时期文人思想上这种无拘无束,竟展所识的特点,正是为他们在文学上的自觉创作精神打下了思想基础,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第三,文人创作中的这种自觉精神,也是当时社会状况通过文人的文学作品加以反映的一种必然。建安文人如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许多都亲身经历过社会的大动荡,品尝过生活的百般艰辛,生活体验和时代感受都十分丰富、强烈,并由此或感伤时事,或希望建功立业,这种种情感,都在他们的诗文中或直率或曲折、或慷慨豪迈、或纤丽哀婉地表达了出来,有了较强的抒情性,反映出文人力图运用诗歌来表达自己情感的自觉创作的要求。因此,时代生活是造成文人创作的自觉精神的另一个基础。 三
然而,无论是文学认识发展对文学自觉创作的促进,还是思想和生活体验对文人的自觉精神的塑造,它们都还不是文学本身。真正能够代表并证实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特征的,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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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在体裁、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点等方面的变化中,无不显示出文人创作的独创性和自觉性。
在诗歌的内容形式上,曹操、曹植父子都有极大的创新与改革,这尤其表现在乐府诗上。从内容上说,曹操敢于冲破传统的文人偏见和束缚,乐于接受汉乐府民歌的传统,第一个自觉地采用乐府旧题、旧调来叙写新的时代内容。如《蒿里行》本是丧葬的挽歌,曹操却借来描述豪强割据、相互混战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自己渴望统一的愿望和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而在诗歌的形式上,曹操在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突破了乐府原有的句式、音律的,根据作品思想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加以表达。曹植对诗歌也有一系列的革新。他学习和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使诗歌由叙事为主转向以抒情为主,具有了诗人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他也继承和发展了乐府民歌,除依据乐府旧曲创作新辞外,还沿用乐府旧题或自拟乐府新题,创作了许多不入乐的作品,有时甚至摆脱一般文学样式的常规,创作出十分自由的形式;在语言运用上,他既保持了乐府民歌质朴自然的本色,又能加以创造和发展,形成格调雄浑与文辞华美相统一的独特风格。
建安时期辞赋、散文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共同存在着向抒情方向发展的趋势。两汉时期辞赋虽不乏佳作,出现了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批辞赋家,但主要是叙事状物的大赋,其内容要么,要么有所讽喻,基本上是为封建帝王服务了。到了建安时期,虽然也有少数模拟大赋的作品,但都没有在文学史上造成什么影响,倒是以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抒情小赋在这时期代替大赋而占据了赋坛的主要地位,而像《登楼赋》、《洛神赋》这样的抒情小赋,题材风格实际同五言抒情诗已差不多,诗歌与辞赋在内容、风格上这时期可说是进一步合流了。无独有偶,诗赋的特征这时期也移植到了笺书一类抒情性很浓的散文中,使得散文文辞优美,向着“吟咏情性”[4]文辞欲丽的抒情性靠拢,文学性大大增强。
建安时期,除诗歌、辞赋、散文这些旧有的文学体裁外,又有新的体裁出现,有代表性的是文学批评和小说一类作品。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建安时期的小说、笑话一类作品,发源于民间,曹丕等对它们的重视和写作,正像重视乐府民歌那样,表现出思想的特色,这类作品的出现,实际也是文学走向发展,进入自觉时代的一个标志。
建安文学的艺术特点,具体已在各类作品和作家的风格中体现出来,总的来说有两方面:(1)内容着重抒情。建安时期的五言诗、辞赋和抒情小赋都占据主导地位,部分散文也呈现出略同诗赋的抒情色彩;文论上也强调文学表现情性的看法,这些反映了建安时始贯穿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特征。(2)语言讲究文采。建安作品一方面继承了乐府民歌和西汉散文的传统,比较直朴刚健,另一方面又发展了辞赋和东汉散文追求辞藻和骈偶语句的风气,更加讲究文采,这在辞赋、散文和曹植的部分诗歌中表现尤为显著。这种追求文采华美的文风,也可以说是自觉创作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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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建安时期文学的,文人思想的,文学创作新体裁的出现,内容形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艺术特点上的重抒情重文采,都使得建安文学作品有了更高的现实性和更强的文学性,使它与一般的学术文及应用文的区别更明显,并最终使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了更为自觉的时代。
参考文献:
[1]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4.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0. [3]韩湖初、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周振甫.《诗品》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张蕾梅,云南省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云南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民族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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