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首先，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26万个脑细胞，在所有的昆虫中，是最聪明的物种。蚂蚁的高智商能用来描绘该群体所具有的“高知”、“
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其次，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
此外，蚂蚁还有许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优点，而恰恰是这些优点，与该群体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蚂蚁永不言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1]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还比如蚂蚁所具有的期待情怀：整个冬天蚂蚁都憧憬着夏天。在严冬中，蚂蚁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寒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即便是少有的冬日暖阳也会吸引蚂蚁们倾巢而出，在阳光下活动活动筋骨。一旦寒流袭来，它们立刻躲回温暖的巢穴等待下一个艳阳天的召唤。此外还有蚂蚁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特点，都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真实写照。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业。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蚁族”的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急剧增加。因此，尽管“蚁族”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日益显现的“蚁族”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充分关注和重视。 执著未来憧憬明天
“蚁族”，一个孕育着希望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智慧，不畏艰难，乐观开朗，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挑战，怀揣梦想，有着质朴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尤其相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少抱怨。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我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
目前，学者廉思撰写的有关“蚁族”的研究报告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蚁族”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为该群体立法，并已经开始了初步的调研工作，“蚁族”困境有望得到较好的解决。
北京最大蚁族聚居地唐家岭改造 将建设公租房
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最大“蚁族”聚集地唐家岭将拆违法建筑，预留部分产业用地建公租房，租给外来人口[2]
今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昨日，市规划委透露，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
根据最新的规划方案，唐家岭村将采用原址回迁的方式安置。 挂账村整治改造规划方案将公示
据介绍，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材料二
1
蚁族是否坚守大城市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一般来说可以分三个角度。
第一个视角是蚁族群体自己。蚁族成员为什么要坚守城市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迫不得已，但是更多的人的坚持其实并没有好的理由。与其说是生活逼迫了他们，让他们不得不在大城市中做一名蚁族，还不如说是自己逼迫了自己，是自己把自己逼入了绝路。所以对于蚁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其实应当合理的审视自身坚守的理由，如果不是必须的，还是尽早抽身离开。
第二个视角是城市管理者。在国内一般是市政府。对于市政府而言，蚁族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一方面蚁族的存在为市政的管理、市容市貌的整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蚁族的存在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低价劳动力，这些人的存在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除蚁族带来的后果是企业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的外迁。这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极不愿意看到的。对比两者的得失，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城市正处于上升阶段，政府其实应当更多的选择默许蚁族的存在，因为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可以使每一个市民都感觉到希望的存在，这时的蚁族往往也是较为安定的。但如果是一个处于停滞或者倒退的城市，市政府应当不希望过多的蚁族坚守在城市中，因为失去了希望的蚁族往往也是不安定的代言人。
第三个视角是企业。城市中的绝大部分企业是绝对希望蚁族坚守大城市的。因为这代表了有大量优质低价的劳动力可供选择。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来，每一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
今日的蚁族，只为了明日的腾飞！
要说坚持么，因为蚁族们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他们独自一人在大城市奋斗，是想融入大城市的生活，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状况，他们是有理想的，那就要为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成功之前就要吃苦，坚守理想，继续奋斗！
“也许迷途的惆怅揪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倾听这首汪峰的《光明》，让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保持一颗勇敢的心，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生存，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梦想常存，人生便具意义。以此共勉同路人。
蚁族之所以选择在打城市是因为他们有梦想有憧憬，为了梦想去奋斗是幸福的。 宁做“蚁族”也要坚守大城市？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0年将有630万名大学生汇入就业大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而按照这些年大学生的就业选择观念，大城市依然会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
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大城市就像是一个磁体，吸引着人才和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蚁族”问题研究者、北大博士后廉思及其课题组研究发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中均有大规模的“蚁族”存在。是坚守大城市，还是回到二线城市就业，即将毕业的每个大学生心中都曾有过纠结。
回归小城市 对比生活成本她回到小城市
“生活在大都市，在写字楼上班做白领，最好是旅游业的白领。”这是一年前丽川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定义。
从四川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丽川和总部在广州的一家公司签约，月薪3200元。 填报分配去向时，一位销售总监问她：“愿不愿意来广州？”丽川没多想，就写下了广州，她填报的其他城市还有重庆、北京。
2009年7月4日，一毕业，丽川就到广州参加培训，工作的名称是销售管理培训生，向上的激励
2
是，“促销做好就可以做组长，再升督导。”
在广州，原本并没有想过的生活高成本残酷地摆在面前。“在广州租房可真贵，天河区的房子，三室一厅要四五千元，一个人住一间要1500元左右，还要交物业管理费、中介费……”丽川发现，如果这样，3000元出头的月薪很可能都吃不饱饭。
几个新来的同事不得不放弃城区的租房计划，选择了广州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
丽川租了一个二楼拐角的单间，一个月500元。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连电视都没有。房子几乎见不到阳光，周围的环境也很脏。
在广州炎热的夏天跑了3个月后，丽川被转去做行政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准备数据、做表格、写报告……“你根本不知道做这些分析有什么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成就感。”丽川说。 除了这些，让丽川更不能忍受的是孤独。晚上，丽川不敢一个人在城中村里逛，索性不出门。没有电视，回家只能对着电脑屏幕上网，夜里还总是失眠。
这样的生活让丽川觉得快精神分裂了，逃离的想法不可遏制。在广州生活4个月后，丽川向主管提出了辞职，2009年12月底，她回到了成都分公司，进入人力资源部。 有了两个城市生活成本的对比，丽川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成都，丽川的月薪为2700元，比在广州少。但她在成都市西南二环内一处公寓楼租了一个单间自己住，空调电视一应俱全，租金只有450元。
相比较在广州每天从住处到公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成都，丽川上下班走路只需要8分钟。 自己做饭、自己洗碗，吃完饭还可以出去散散步。一个月还能存1000多元。
工作不到一年，丽川却经常忆苦思甜。“想着在广州那半年吃的苦，我现在很满足。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丽川说。
在父母荫护下平静生活 与丽川相比，来自河南的肖梅少了艰苦奋斗的经历，在小城市，平淡稳定是她生活的基调。
对肖梅来说，生活就像一个圆，小城市出生，外地读书，毕业后重新回到起点，似乎少了激情，但生活质量也并不见得不高。
与别的同学相比，肖梅天生就不太喜欢激烈的竞争。2007年从河南当地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肖梅回到家乡的一所小学做起了教师。
尽管见习期只有几百元的工资，但吃住都在家，不需要付房租、不需要算计伙食费，工作的学校就在家门口，交通费都省了。这样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开销，父母的照顾让她少了很多其他同学必须独立面对的生活压力。
两年后，肖梅的工资已经提高到2000元，结婚、买房、买车，别的同学还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她已经提前完成了。而这个时候，她高中的那些读了名牌大学、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还在与人合租。“高中时一个很好的同学，成绩非常好，在北京读了名校，毕业找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留在了北京，但也只有2000元的工资，每个月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肖梅说。
在刚工作的时候，肖梅也曾经很羡慕那些在大城市读书、工作的同学，觉得他们机会多，视野也宽，但在与这些同学交流后她发现，自己选择在小城市就业居然也被同学们羡慕。“那些同学觉得小
3
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与父母能相互照应，生活安稳平静，正是他们在大城市缺少的。”肖梅说。 肖梅的这些同学也许只是在抱怨的时候羡慕她的安稳平静，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愿放弃大城市的生活。
点评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4.5%的人愿意去“中小城市”，选择农村地区就业的更是只有5.3%。
这项调查显示，尽管53.3%的公众认为，在中小城市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也有52.2%的人更愿意在大城市打拼，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就业首选北京、上海的高达43.2%。 蜗居大城市
发展前景让他留下来 与肖梅干脆回 小城市就业不同，
也与丽川放弃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大城市不同，来自内蒙古的曾少荃选择在北京打拼。 曾少荃记得很清楚，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大雪天，下午5点30分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他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半小时车才来。而当天的最低气温为零下十五六摄氏度。 这样的生活对曾少荃来说虽然苦，但也要坚持走下去。
平时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浑身酸软地瘫坐在椅子上，收起推销保险的职业微笑，感叹一声：“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确很辛苦，一步一个脚印啊……”
2008年5月，曾少荃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会计专业的学习，在北京找到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七层。
整个楼层都被各式各样的海报、宣传画、红色的榜单、照片、汉字标写的数字包围着。曾少荃说，“一切都在做比较，比较业绩、比较穿着、比较工资，比较以后的发展……” 曾少荃觉得，无形的压力就藏在墙上的面孔与人民币的数额之后。
辛苦工作一天，下班回家却是又一个劳碌的开始。每天都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他才能到家。通常情况下，晚上八九点钟，平常人家早已收拾好碗筷的时候，他才开始吃晚饭。
保险行业流失率高达90%，每个月都有员工因为完不成任务指标被辞退，但曾少荃坚持了下来。 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一级、业务经理二级、高级经理一级、高级经理二级、区域总监、区域副总经理、区域总经理，这一级级的阶梯吸引着他坚持奋斗下去，而他现在已经做到了业务经理一级。 不想放弃曾经的梦想
在北京著名的“蚁族”居住地唐家岭，章书阳为梦想已经在北京艰苦奋斗了3年。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来，每一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但是，章书阳现在有些气馁，他很难想象自己到了30岁的时候，还在做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2006年7月，章书阳从东北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怀揣一张只有1200元的银行卡来到了北京。 朋友已经替他租好了房子，就在唐家岭。一大早，章书阳被领上城铁，往北坐了两站，在西二旗下车换乘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真是脏乱差！”章书阳很惊讶自己看到的场景，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往裹起一团团的尘土。路边有的小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来一阵风便摇摇欲坠。
4
在小巷子里绕了五六分钟，来到他未来的住处时，章书阳一下就愣住了。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280元一个月，他和一个同来北京的朋友合住。
章书阳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北京的地方连续生活3年。 章书阳毕业院校并不差，但在北京找工作一样不容易。
刚到北京一个月，章书阳至少投了4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章书阳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但最终，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公司挑中了他，月薪2000元。 3年的工作中，章书阳加过一次薪，每月多了1000元。
在北京生活，章书阳不得不严格计划自己的收支。靠着精打细算，章书阳工作3年攒下了6万元。“我存钱是为了买房。可6万元顶多买个北京的卫生间，里面摆一张床。”章书阳的父母表示给他出首付，可章书阳算了下，父母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房价有多高。而且就算凑上了首付，房贷每月要两三千元，自己供不起。
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远在东北的家人也经常劝他回家乡工作，但章书阳不以为然。“我是学软件的，那是高科技！家在小城镇，回去干啥？”章书阳觉得，如果选择在家乡就业，工作是会稳定，开销也小，但时间长了心气会变，学的东西也就忘了。
点评 在很多专家看来，目前，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其经济活力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与一些二线城市或西部的城市相比，年轻人会觉得有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好的发展空间。
对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但生活暂时不如意的年轻人，郗杰英用“向下的青春，向上的梦想”来描述。 他觉得，不要悲观地描述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生活条件也许不好，但有很大的梦想等待实现。
据《中国青年报》
“蚁族”入选2009年十大热词 高智商+弱小+群居=蚁族。
1月23日，《蚁族》被国内30余家媒体评为“2009华语传媒年度图书”。此前的19日，“蚁族”刚刚入选国内语言文字专家评选出的“2009年十大流行语”。12日，“蚁族现象”当选凤凰网推选出的影响时代的2009年度十大沸点事件。
去年9月，总结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蚂蚁的三个共同点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新造了“蚁族”这个崭新的汉语单词。短短3个月，这个沉重、形象而饱含感情色彩的词语，一跃成为年度十大热词，一个庞大的、难以统计的城市沉默群体，由此浮出水面——— 他们远低于城市普通人群的月收入、窘迫的生存环境、无处安放的青春，让无数父母揪心不已
最近以来，“蚁族”现象引起了各界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这个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如何走出困境？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查。 城市边缘的艰难生存
北京市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的唐家岭村，是北京最大的“蚁族”聚居区，这里距中关村软件园不远。过去几年，这个原本只有３０００人的村子涌进了５万人。
记者９日来到唐家岭村，雨雪融化后的道路泥泞不堪，生活垃圾随处堆放，招工启事、办证和治
5
病广告贴满了临街墙壁，空气中弥漫着食物混杂的气味。街道边开着各种小商店，服装、电器和杂货等无所不有，棉鞋２５元、理发５元，廉价是这里的共同特征……
低生活成本和便利的交通，使唐家岭成为许多大学生离开校园后的第一落脚地。２５岁的杨宏伟是其中一员，他两年前从大庆石油学院毕业后来到这里，几年来换了很多次工作，但月工资总是只有两千来元。“照现在这房价，全年工资只够买一两平方米。”
由杨宏伟带路，记者来到了他租的“蜗居”。大约１０平方米的屋子显得凌乱而拥挤，桌子上放着没扔的一次性餐盒。杨宏伟说，吃饭常在楼下买，晚饭一顿３元钱就能解决。因为供暖条件不好，冬天在屋子里也不能脱外衣。谈到有没有女朋友时，他苦涩地说：“哪里敢谈恋爱，那是要花钱的。” 房租是当地村民的“摇钱树”，为了获利更多，乱搭乱建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楼房之间的过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上班高峰时，挤公交车就像打仗一样，杨宏伟开玩笑说：“你要做好被挤成照片的准备。”
北京大学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牵头完成了一项“蚁族”现象大型社会调查，这项调查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百余名研究生参与，持续时间长达２年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据估算全国“蚁族”规模在百万以上。
这个群体为何被称作“蚁族”？廉思介绍，这是因为他们与蚂蚁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毕业于重点大学，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记者采访了解到，“蚁族”多数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工资不到２０００元，多数没有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城市里有没有我的明天？
“蚁族”为什么留在城市，而且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据廉思调查，“大城市的吸引力”是首要原因。许多“蚁族”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他们认为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因此都留在城市工作，“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很普遍。
高校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也是“蚁族”的催生剂。自２００３年我国首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今年达到６１１万人。当面向西部和基层就业激励政策不够完善时，高校众多的大城市必然出现大学生滞留的现象。记者采访发现，“蚁族”年龄多数在２２岁到２９岁之间，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从“蚁族”自身来讲，就业观念比较狭隘，所学知识和才能与社会需求脱节，也是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重要原因。
从民办高校中国管理软件学院毕业２年的郝婷婷，在一家私营企业做后勤工作，每个月工资不到２０００元，她形容自己的工作主要是“跑跑腿，打打杂，搬搬货”。尽管如此，她还是愿意留在北京，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她对记者说：“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等以后发展好了，我就从这里搬出去。” 很多“蚁族”寄托着一家人的希望，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他们外表看起来乐观，其实内心非
6
常敏感和脆弱。
“蚁族”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于现在的生存状况如居住环境、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等感到不满意。杨宏伟对记者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住得舒适、吃得放心、出行方便、治安环境好、公共服务有保障”。 走出困境：社会保障与自我突围
教育部日前透露，２０１０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６３０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明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本已庞大的“蚁族”群体，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洪大用认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社会需求有很大差距，是“蚁族”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蚁族”应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找到并发挥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发展协调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将被破解。“蚁族”眼光不妨放长远一些，到二三线城市或基层去打拼，同样能够有所作为。
对于“蚁族”聚居区，廉思认为，政府和社区应当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一是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避免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二是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增加文化和体育等活动设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三是有关部门可为“蚁族”提供切合实际的就业培训，提供心理辅导等。
专栏作家李勇说，现在大学生争着考公务员、进大型国企，就是看好其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如果中小企业也很有吸引力，无疑将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政府还应加大扶持中小和非公企业发展的力度，鼓励青年人创业，这是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像„蚁族‟一样的新群体是正常的，政府应当重视这些群体的困难和利益诉求，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之责。”洪大用认为。 何谓“蚁族”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群体：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多数从事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 他们拥有知识和理想，却在现实中徘徊迷惘；
他们有着上百万的庞大规模，却“蜗居”在狭小的空间…… 他们的名字叫“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就像《蜗居》中在大城市里为了生存，为了一套房子拼搏的姐妹俩一样，人们将那些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都市生活的低收入群体叫做“蚁族”。
此类人群得此名称是因为他们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虽有高学历，有一份白领工作但依然在大都市里买不起房子，面对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租房聚居村。
也许有人会说，与其在大都市里受罪，不如在普通中小城市里过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事实上是，即使生活压力再大，选择告别“蚁族”的还是少数，多数人仍在挣扎着坚持，那么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7
曾经沧海
没法适应“安静”的小城市
与《蜗居》里的海萍很像，陶露也是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的。陶露说，她喜欢上海这座有活力的城市，一切都让她感到一种国际化大都市的气息。
毕业四年了，陶露和男友仍和别人合租一套小公寓，也没有结婚，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用陶露的话说，“想追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比跑过刘翔还难。”在陶露看来，结婚生孩子是一种奢求，如果她生孩子不工作了，光靠男友一个人的工资租房子可能都吃力，更别提养孩子了。
陶露告诉记者，他们班有1/3的同学毕业后都留在了上海，家在外地的基本上都是租房子生活。有些回老家的同学如今都有孩子了，工作、生活都不错。
但陶露并不后悔她的选择，“我的朋友圈基本都在这里，我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很充实。” 与陶露一样，很多人都会被大都市的繁华所打动。一旦融入这个精彩的世界，很多人就会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其他城市再繁华，也没法和心目中的那个“精彩”相比。 不愿放弃
只为心底存留的一丝希望
在“蚁族”大军里，“80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代独生子女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心怀梦想，喜欢挑战。然而走入社会后他们才发现，很多东西和原来想象的相差很远。
关羽琳2005年大学毕业时没能直接考上研究生，复习一年后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读研，今年毕业后留在北京找工作。
“当时我的梦想就是考入名牌大学出来有个好工作。”关羽琳说，“可今年7月份毕业时我才发现名校毕业生也面临着残酷的就业问题。”
关羽琳后来在一家小型网站做了编辑，转正后每月工资2000元。她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家里给钱资助房租，她可能生活得非常窘迫了。在北京待了这些年，她仍没有一种归属感。
“有时真想回沈阳算了，好歹也算有家呀。可还是很不甘心，别人能忍受艰苦在这里打拼，我凭什么就不能，这座大都市里我为什么就不能有一席之地？”关羽琳说。 为了面子
哪怕再苦再难也要忍耐
邵斌毫不掩饰自己就是“蚁族”中的一员。据邵斌介绍，他家在农村，从小到大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这让他父母在村里人面前很自豪。毕业时父母以为他会在家附近的县城找份体面的工作，可他执意留在省城，他觉得留在省城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是有谁知道我的无奈呢？”邵斌说，“说我每月能挣两千来块工资，亲戚听了都觉得赚钱很多，可在这里的生活成本也高啊。想买房父母指不上，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攒，女朋友家还催着结婚。看了《蜗居》后我特别感慨，我简直就是那里面的苏瑾哪！”
邵斌告诉记者，每次回家亲戚朋友都把他看成“大人物”似的，父母也为此觉得脸面上很有光，一旦回县城工作实在没法放下面子，所以宁可吃苦也要忍着。
蚁族”，一个孕育着希望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智慧，不畏艰难，乐观开朗，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挑战，怀揣梦想，有着质朴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尤其相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少抱怨。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我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
去年冬天，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如今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小赵说，“因为房子里没有暖气，和别人也不熟，屋里很冷，心也很冷。”小赵去年毕业，11月份只身到北京。11月中旬，北京开始集中供暖。但是小赵在昌平租的一个单间，月租200元，公共厕所、公共水房，没有浴室，大约10平方米，最主要的是，没有暖气。
最近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里有更多的“小赵”。新书来自于一项社会调查，是
8
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后廉思组织的。
“蚁族”是指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事临时性工作甚至失业或半失业、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在大城市城乡接合部聚居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年龄集中在22—29岁，大部分大学毕业3年。而他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是面积狭小、租金低廉、卫生条件差、安全隐患大的出租屋。而光在北京，这个群体的人数就超过10万。廉思估计，在全国，这部分人的数量可能超过100万。
多位专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大学毕业生住房问题的解决，要涉及户籍制度和房地产政策等多方面的改革。 大学毕业生住房现状
小赵是天津人，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在到北京之前，她在天津找了一份私企内刊编辑的工作，但“觉得没意思”。11月，她在北京某媒体找到一份工作。尽管天津月入2000元，北京基本工资只有1000元，扣除四险一金之后600多元，“没钱租房子”，但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的本行。就这样，小赵开始了“北漂”，或者进入了她自己所说的“创业初期”。
在没有暖气的民房里，小赵用“小太阳”电热器取暖，但效果不好，盖上两条被子，屋子里依然是冰冷的。小赵说，她的情况还好一些。她的一个同事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冬天的时候，屋子里的水都经常结成冰，“敲都敲不开”。
“今年冬天一定要租一间有暖气的屋子！”小赵说，但是直到现在，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她希望月租能在600元以下，但即使是她现在住的北京近郊昌平，一个不带浴室和厕所的民房，如果装上暖气，月租就达到650元。
也有租金低廉的地方。北京南郊的大兴和通州，1300元可能租到一套二居的普通住宅。还有地下室，月租通常在300多元。此外，就是廉思“蚁族”课题组着力调查的大学生聚居村。
廉思组织的“蚁族”课题组的调查从2008年就已开始，主要是在北京调查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大学生聚居村中，69.6%的人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月租金377.24元。这些聚居村主要在海淀区的东北旺、西北旺、二里庄、肖家河，昌平区沙河镇等乡镇，全部处于城乡接合部，交通便利。这里聚居了1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其中，5万大学毕业生生活在海淀区西北旺乡的唐家岭，相当于当地村民人口的20倍。唐家岭位于北五环外，紧邻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奥林匹克公园，被生活在这里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大唐”。
课题组负责人廉思告诉本报记者，在小月河，通常是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像学生宿舍一样；在唐家岭，则是一个楼里，有很多的单间，“像鸟笼子似的”，通常是农民私搭乱建的，七八层的砖房瓦房，都是公共浴室、公共水房、公共厕所；在昌平，是农家乐形式的，小平房，“开门基本是狗，自己生炉子取暖”。
廉思把这些聚居村的生存状态概括为“几小”：“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等，通常是无照经营。“隐患是非常大，”廉思说，大部分楼房的地基不到半米，“如果原本是四层的楼房，要盖成七八层，他是不会把四层全部扒掉再建的，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建。那地方要是有地震，那危险性是极大的。一般只有一个楼梯口，如果是起火的话，那真是„一户失火，千户联营‟。”此外，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案件频发，甚至有村民向大学毕业生强行收取10元／月的保护费。
廉思说，课题组下一步将在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进行调研。他介绍，在上海，三居室的高等住宅隔断成一二十个小隔间，大学毕业生就在这种地方聚居。尽管上海有关部门曾下文不允许将高等住宅隔断，但是事实上规定成了一纸废文。
《蚁族》出版前后，广州、杭州等地的媒体相继与他联系，原因都是：我们当地也有“蚁族”。《郑州晚报》的《郑州“蚁族”讲述奋斗史》说，郑州陈寨、庙李、柳林等地也是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在这里，招聘类报纸最吃香，每天早上都是一个个地拿着报纸，奔赴在找工作的旅途中。” 能够租房已经属于梦想
9
“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
《蚁族》中，郑章军的女朋友这样说。但实际上，对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买房还是一件遥远的事，能够租到一间普通的住宅，已经属于梦想。
根据麦可思MyCOS《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08届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成都、南京、济南、苏州。根据当地统计局或搜房网统计，在这些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2009年9月普通二居室月租均价都在2000元以上，其中，北京2562元、上海2555元、深圳2500元、杭州2200元。而这些城市2008届大学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分别为2697元、2982元、2960元、2468元，全国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2133元，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收入更低。
在这些大城市，一套普通住宅二居室的月租，基本相当于当地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 而根据廉思“蚁族”课题组的调查结果，生活在聚居村里的这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收入从500到5000元不等，50%为1000—2000元，平均月收入为1956元，月均花销1676元。43%的人能略有结余，17%的人收不抵支，而只有10%的人结余较多。 事实上，一线城市的地方财力和承受程度都有限度，一些发展中的二线三线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居住成本则相对较低。以苏州为例，当地普通二居室月租1456元，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2221元，二居室房租基本为月收入的2／3，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低廉。
“外地一间房不如北京一张床”，这指的是大城市居住成本高企的问题。但另一个现实是大学毕业生“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间房”的就业现状。“老爸认为，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人。”廉思告诉本报记者，曾经有一个“北漂”这样写道。
这种事例数不胜数。小秦辞去了河北石家庄国企文职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出版公司，住了两个月的地下室；小汪辞去了安徽省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作，到北京陷入“半失业”。他们都对本报记者说：为了兴趣，为了理想。
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和住房保障问题
“实际上，大学毕业生的住房问题，教育部门想管管不了，因为教育部门只管在校生；到人事局，人事局说，他们是„北漂‟，没有户口，我们管不了，我们只管有户口的；劳动保障部门也管不了，好多人没有签劳动协议，大部分都是临时工，或者卖个电脑什么的，哪里有什么„三险‟、„劳动协议‟；城建部门也要北京户口才能有房子，所以也管不了。”调查过北京的大学生聚居村以后，廉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慨说。
廉思等人在北京的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聚居村中，超过85%的人为外地户口，仅15%的人是北京本地户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能在市场上买得起房的仅有20%多，“更别提大学毕业生了”，住房保障明显不足。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住房问题，他认为政府发放住房补贴更可取。“廉租房和公租房都只是针对有本地户口的人群。”王珏林说，“解决了半天，还是解决有户口的，没有户口的，就是没娘的，没人管了。主要问题还是户籍制度。”
“我们的工作、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户籍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它滞后于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现在不应该再有户籍了。”王珏林说，“在每个城市，不管是谁，只要是纳税人，都应该享受城市的住房待遇。我们在一个城市工作，那是在这个城市纳税啊！”
因此，他认为，制度应该认定：“确实没有房住的、有就业单位的，就发放一点补助。”“最起码能留住人才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同样表示，房地产开发只售不租，廉租房针对的对象太狭窄，是形成大学生住房困境的主要原因。“不管怎么讲，房地产政策都要进行调整了。”丁宁宁说。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大城市大学毕业生住房困境，实际还指向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高等教育、就业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大学扩招，自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2004年280万，2005年338万，2007年485万，2008年599万，2009年650万。“他们也想过回老家县里面，可是又想，我回县里干嘛啊？我学的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我回县里做什么去啊？”他说，“我们的基层需要人。但是我们的村官制度、西部
10
志愿者制度、大学生下基层制度，有没有配套的东西？大学生到农村里融入不进去，怎么样更好地让他们融入进去，真正地俯下身去做点事情？是不是就只是混个考研加分？”
再好的词语被嘴巴传递太多次以后，大抵都要失效，比如最近的“打黑”、比如“弱势群体”。就说说弱势群体吧，当初挺有警示作用的一词儿，现在基本给用废掉了。这当然不能全怪语言的使用者，因为现在可以冠以“弱势”的人群实在太多：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记者……前段时间韩寒老师还开玩笑说公务员也是弱势群体，这让我开始疑惑，不是说怎么去关怀我们的弱势群体，而是说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人不属于弱势群体。
现在，弱势群体的大家庭里又多了一个成员，那就是毕业后因为各种原因聚居于城市的大学生。这些年轻人收入不高，承担的社会风险可不低。他们大多出身农村、无城市户口、无固定单位、无固定工资、无三险一金，基本上城里人能享有的福利他们都没有，社会学家把他们统称为“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但这十二个字的学名念起来有点拗口，有人干脆把它简化为一个更好记的词“蚁族”。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就是一本记录这些大学毕业生生存状况的书。但我很担心读者们误读了它，终于忍不住啰嗦几句。原因很简单，因为一说到弱势群体，很多人又要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了，又要“感动中国”了。“蚁族”容易被心狠手辣的故事讲述者们打扮成最美的励志故事，就像当初我们把福利•甘、许三多这样的可怜虫打扮为男人的楷模。
许三多还真是蚁族们的楷模。据《蚁族》一书记录说，许三多的扮演者王宝强当初就是一个北京的“蚁族”，住在“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的小月河。如今，那个简陋的小村落正是京郊比较大的几个“蚁族村”之一，住了数万大学毕业生。受影视剧的影响，居住于此的毕业生基本都把这位曾经质朴老实的河北农民引为“自己人”。王宝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演员的名字，也不是一个偶像，而成了一种信念，一个让他们坚持留在北京的理由。
说实话，王宝强真应该好好感谢这些“蚁族”们，但这些年轻人作出“坚守城市”的选择，却不仅是因为王宝强们。大学生毕业后，在没找到工作的情况下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这种情况，据复旦大学的谢百三教授说，大致在九成以上。为甚么如此多的大学生会做这个选择？很简单，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好处太显而易见了，车比较大，楼比较高，钱比较多，甚至走在街上人也会精神头足一些……但问题是，除此之外呢？除了物质条件的优越以外，还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们？
好像没有别的了，这正是事情的悲哀之处。对于那些由农村考入城市，由中小城市考入大城市的学生来说，想要回头，实在太难。一位学生回答自己为何毕业后不会老家时说，他学的专业是国际金融、电脑编程，如果回到县城，连做个农民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蚁族”们的无奈与悲哀。一位在北京一家私企打工的湖南籍“蚁族”向家里表达了自己想回到老家的愿望时，却被电话另一端的父亲怒斥为没有出息。回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成功”的。 所学专业的限制以及泛滥成灾的“成功学”，让他们的人生已经被某种公认的“成功”所选择，而不是主动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怪不得《蚁族》的编者很诧异地发现，这些“蚁族”其实生活得意志顽强，梦想坚定，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弱者”形象完全不相符。就像歌里唱的，“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但除却梦想，乏善可陈。
不要忘了波德里亚的教导，什么样的社会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文化符号。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崇尚多元的社会，而是一个以“成功”衡量一切的社会，甚至连衡量的标准也早就被简化为了几个笼统的物质符号。然而，“农妇、山泉、有点田”这种世俗的梦想，在属于“蚁族”之外，难道不也是你、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当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做着一个相同的“梦”而浑然不觉时，我不敢说这样的社会很危险，但至少它会很无趣、很单一，很像《黑客帝国》的情节。
们多是“80后”大学毕业生，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微薄，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他们跟蚂蚁一样，高智、弱小、群居，因此被称为“蚁族”。他们充满智慧，不畏艰难，知道城市的天空不相信眼泪；坚信“我不是失败者，我只是尚未成功”；他们不轻言放弃，相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
11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