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开放与兴盛

参考文献：《唐代的外来文明》……爱德华·谢佛 《唐会要》……宋 王溥pu

《旧唐书》……后晋 刘昫xu

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形成

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的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的审思。

一、中国与世界：唐代的历史地位

综观公元7—10世纪的世界，唐朝是当时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隋唐时代官方统计的最高户数在900万户以上，实际上当超过1000万户，人口在5000万以上。从版图上说。唐代与汉代相比，“东不及而西过之”。在交通上。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海上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而南北运河的开通。更是加强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意义殊为重大。而同一时期的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世界正处在扩张时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6—11世纪)则进入衰落时期。西欧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即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

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规模、面积和繁华都独步于世界，超过了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法兰克福帝国首都亚琛、倭马亚西班牙帝国首都科尔多瓦。大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学生、僧侣、使节前来求学，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也出没于长安里闾。海上丝绸之路载去亮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同时也运来域外的骏马和珍奇，中国处在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中心地位。

唐朝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其中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引进天竺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

壁的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当时，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是美人凋零，但在东土大唐却繁荣似锦，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完成于此时；儒释道合流，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境界，其发端正于此时。敦煌壁画、雕塑更是多元文明汇合的象征，比如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那些连珠纹装饰图案透露了波斯文化的信息。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二、和谐与宽容：唐代开放的

政治基础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所差异。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对于国家兴盛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把中原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载：“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裔一家的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周边少数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北边少数民族修建“参天可汗道”，以便进一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唐代对外开放是以内部的民族和睦相处为重要政治基础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羁縻体制。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

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文化。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具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为唐代的中外交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唐代后期，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其时对外交通的七条路线。

总之，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是唐代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样．通过册封制度、羁縻府州制度，为唐代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

开放与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魅力与魄力：唐代开放的特点与反思

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而且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

唐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富有吸引力。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很大。新罗在682年仿唐制设立国学，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儒家经典和子史要籍成为新罗学生的必读书。后来新罗又仿照唐朝培养专门人才的制度，设置了算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分别讲授《九章算术》和《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

日本的乐舞、书法、绘画、工艺制作、都城规划、医药、服饰等方面均受到唐文化的巨大影响。唐代的乐器、坐部伎和立部伎等歌舞都被日本引进。中国以人物、山水和风俗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传人日本，日本画家模仿、学习而创作的作品，其风格酷似唐画，被称作“唐绘”。1972年发现的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其绘画题材和技法都直接渊源于唐代墓葬壁画。当时在日本收藏唐代的书画作品和工艺美术品的风气很浓，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保存了大批从唐代传人的文物。在都城建筑方面，日本在奈良朝以前没有固定的都城，都城建制规模比较狭小。元明天皇708年即位后，始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都城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794年，桓武天皇迁入平安京(今京都市)，新都的布局更加接近唐代都城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搬不改。日本的寺院建筑也学习唐朝。鉴真亲自参与修筑的唐招提寺，气势雄伟，结构精巧。它所采用的鸱尾、三层斗拱等建筑方式给

日本佛教建筑以直接的影响。总之，唐代的文化是具有魅力的文化，唐代文化的输出是和平而且积极的，周边国家对于唐代文化的认同，提升了唐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保障了唐朝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唐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时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人数很多，他们把西域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宗教主要是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在北朝已经传入中国，唐朝官方设置了管理祆教的专门机构萨宝府．设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职员。长安城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建胡祆祠。有祆寺5所。洛阳有3所，西北的凉州、敦煌和吐鲁番地区都有袄寺，鞠氏高昌(465—640年)等地区有祭祀胡天之制。近年在敦煌地区发现了一些关于祆教的绘画材料，说明祆教在该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曾经是波斯的国教。它在祆教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唐以前摩尼教可能已经随粟特商人传入新疆地区，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有波斯僧人携《二宗经》到长安，摩尼教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宗进一步特许摩尼教在内地传播，并赐题“大云光明”的匾额于摩尼教寺。大历六年(771年)，又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晚唐时期，福建、河南等地的摩尼教仍很活跃。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僧阿罗本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十二年于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高宗时，洛阳、广州、沙州、灵武、周至等地都建有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唐玄宗时改称大秦寺，其教称景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大秦寺立《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根据碑正面中文下部的叙利亚文，石碑是由来自吐火罗首都巴尔赫城的某长老之子乡主教耶质蒲吉(即汉文碑文中的伊斯)所立．另一叙利亚人中国教区主教兼长老景净撰文。碑文首先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叙述了景教从唐太宗时阿罗本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情况，最后赞扬了大施

主、原来在郭子仪帐下供职的伊斯(即耶质蒲吉)的乐善好施精神。碑中提到“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之事。景教经文保存在敦煌文书的有《三威蒙度赞》、《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听迷诗经》、《尊经》等。据《尊经》所记，大秦本教经都530部，由景净翻译的只有35部。

伊斯兰教是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唐代来华经商的伊斯兰教徒们在其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把伊斯兰教传人到中国。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中国兵士杜环，从中亚西行到了地中海东岸，762年，由海路从大食回到广州。他归国后撰写的《经行记》，记载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物产交流情况，介绍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些风俗。如妇女出行要戴盖头；每天礼拜五回的宗教习俗；只信真主，不信鬼神的宗教信仰；不吃猪肉、狗肉，每年斋戒一个月等。杜环还介绍了拂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国和印度等地经商，851年，他将其见闻写成书，916年，由另一位阿拉伯商人哈桑补充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该书留下了当时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航线的记载：称赞中国的海船坚固庞大，可以从事远海航行，中国出口的丝绸质量很高，中国人个个是能工巧匠；还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与瓷器，以及侨居广州的伊斯兰商人的情况。这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本阿拉伯人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游记。

在唐代，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深且巨。印度的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也由于佛教石窟的开凿而影响到中国。唐太宗时还从印度学习了把甘蔗浆熬成糖的技术。中国改进提高了熬糖方法。制成了白糖，其方法又传人到印度。印度的天文历法进一步传人中国。唐高宗时的迦叶孝威曾协助李淳风修订《麟德历》，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还聘任天竺迦叶氏术士担任天文历法官员。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编纂的《大衍历》吸收了天竺术士瞿昙氏的历法成果。著名的《开元占经》就是瞿昙悉达辑成的。

综以所述．唐朝不仅是中国奉行开放政策的典范，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朝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其对外开放的政治和物质基础，唐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使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相反，在“安史之乱”和晚唐中央政权极度衰落时代，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交通路线被阻绝，东亚地区的遣唐使也中止不遣，唐朝的开放和繁荣都已风光不再。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典》载，当时天下共

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

“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

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万石之多。”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 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

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三)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四)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五)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六)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七)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