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屈原和郭沫若话剧中屈原的异同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以超绝的诗才、瑰丽的奇思、激愤的情感和渊博的学识，熔铸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杰作。其作品所蕴涵的深邃的思想，伟大的精神，被代代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历史的分析，在汉代，屈原身上最显著的“怨忿”、“忠贞”这两种精神被发现，之后，又以文章英杰、辞赋宗祖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从宋到清，屈原由“怨思”所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被清洗干净，而变成了千古忠君第一人，从而完成了封建时代对屈原的塑造。现当代，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又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最终以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被当代文化所接纳。

司马迁将屈原的精神魅力概括为一个“怨”字。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说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对屈原“怨情”的发现不能不说与其个人的遭遇有关。也许正是这种同病相怜，使他将屈原的愤怒直白地凸现出来，从而折射出屈原抗争精神的光彩。司马迁对屈原这种怨愤精神的充分肯定却遭到了班固的强烈反对，班固指责屈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怨天尤人;虽未明言对楚王不忠，但却讥讽他处世“不智”。对于班固的这一评价，后世学者大多不以为然，并极力为屈原鸣不平，但我们平心而论，站在维护封建君王的权威与尊严立场上，班固自有其道理。他与司马迁虽出发点不同，但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一致发现了屈

原身上的怨愤情绪和抗争精神。然而，封建社会对人臣的要求并非是怨刺、反抗，而是忠贞、赞颂，班固的敏感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随后，东汉人王逸不得不别开生面，放弃表现屈原抗争的一面，极力渲染屈原的“忠贞”精神，谓屈原之死并非“忿忍不容”，而是“杀身以成仁”。并且力辩屈原之文“优游婉顺”，偶有过激之言，无非是仿诗人之刺上，欲提携君主之耳，绝没有怨君之意。王逸的用心可谓良苦，承认屈原刺上，但却比之于风雅诗人，是“危言存国”，用以调解司马迁与班固二人在对“怨”的理解上的尖锐矛盾。他突出了屈原的“忠贞”之质，将屈原推上了忠臣烈士的地位，使得屈原轻易地为后世正统文化所接纳，从而也确立了后世对屈原反复塑造的立体方向—舍“忿怼”而取“忠贞”。汉人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发现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屈原的评品，也引发了褒贬之争。在唐代，作为一国之君，李世民褒扬屈原“孑身执节，孤直自毁”的人格，而作为诗人的孟郊却贬屈原“三黜有愠色，即非圣哲模”。到底如何给屈原定位，使得屈原形象能为社会所接纳，宋代的洪兴祖和朱熹这两位“楚辞”学大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洪兴祖的观点秉承王逸，不纠缠于司马迁的因怨作骚之说，也不同意班固的“忿怼不容”之讥，而是肯定司马迁、王逸二人的“忠君”、“爱君”之论，并充分发挥司马迁的“存君兴国”的观点，指明“屈原之忧，忧国也”。生活在南宋的朱熹在他的《楚辞集注》中，综合汉代以来的两种评价，重新以醇儒的眼光来审视屈原。在人格精神方面，他认为屈原至死不渝，执着追求，最终投江而死，不合乎儒家之中庸之道，所以不足为后世效法，但肯定他的出发点是源于忠君爱国。朱熹的断语可以说是对汉代以来对屈原“忠贞”、“忿怼”两种精神的折衷和

调和。明清之际对屈原塑造的主体“工程”是尽洗屈子满脸怒容和不平之气，突出他的忠直和淳厚。着力最多的是对屈子自沉这一行为的动机和价值的评价与辩论，明清学者通过对屈原投水动机与价值的考察，将屈原由一个忿怼自沉的狂捐之士变成了一个殉于社稷的千古忠臣，从而实现了对屈原形象的彻底塑造。

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骸骨中吹进了“”时代的精神，是为了“借着古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话”。并且在这个时候，郭沫若还提出了“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据今推古”的理论。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历史事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尽可能真实准确的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实是尽可以出入的”。

在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时代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具有及其崇高的人格美，他是民族的精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美；自觉的为人民争取生存权利，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反对投降、与倒退而斗争；但他不能避免“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因此，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在这里，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剧本是自觉的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因此，郭沫若的屈原不仅不同于莎士比亚下的人物，也不完全

同于自己的作品《离骚》、《天问》、《九章》、《九歌》里所塑造的自我形象：郭沫若所创造的屈原形象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和更耐人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也是显然的。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熔铸到历史人物的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内部的一致，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是在表现自己。

由上观之，其中异同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