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研究豪放派的重要词论系篇一评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冷毛雨光宋末爱国词人刘辰翁的《辛稼轩词序》(《词序》。一卜称的词派来着待在刘辰翁之前苏辛并作了一定的研究,,,。,也有人曾经提到了,是一)篇系统研究苏辛豪放派词风的重》虽然肯定但他们都没有看到苏辛,要词论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之间内在的联系有的还否定二者的联系辛弃疾的学生范开也不例外日:。甚至连了它在推广辛词方面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范开《稼轩词序》,用,,,但长期以来,《词序》从理论L对豪放派进_“,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坡公非有意于学,行的初步总结以及这一总结对后代词坛的积极影响一直役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词序冷,。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坡因此,评析。公常自言与其弟子由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对古代词论的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公之诃亦然《词序》第一次把苏辛词当作一个发展过程来一: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范开虽然认识到“苏辛词风非常相似但却把这种相似解释为性情相近和写作习惯相同的结果即二人都之意”,,阐述当作一个艺术流派来研究派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对苏辛豪放词如诗如文,,未尝有作文“《词序》日,:苏词,“得之于谈笑之河,,,辛词,得之于词至东玻倾荡磊落,,如天行乐”之时只因性情相近。,蓄积者同“词风也就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扰未至,自然相似范开的这种认识固然含有自然而发””用经用史牵锥颂入郑卫也语如此者必且掩,自辛稼轩前用一,的合理因素但他把苏辛词风相似仅看成是一种出于天资索质的投合认为辛弃疾否认苏辛之间的必然联系,,口。及稼轩横竖烂馒乃如禅又如悲茄万鼓。,“非有意于学坡,宗棒喝二头头背是闻酉亨并才。,平生不平。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偏》中也,,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断比范开稍后的陈模曾将苏辛并论固当,。,在他的《论稼轩词,亦足矢……暖乎,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痛快灵杰可爱俄而愁髻龋齿作折腆步者阉然笑之。”,虽然已注意到苏词如诗辛词如文的间,”题但只是把这二者当作彼此孤立的东西来看待,,。“,刘辰翁把苏辛作为两个坐标式的入物为我们勾勒出豪放词派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坡”,而没有发现苏辛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把苏辛当他认为词至东作一个发展过程来认识究。、当作一个艺术流派来研才产生了““倾荡磊落“方等一系列的变化;到”辛弃疾继承和发展苏词现了以,如诗如文”等特点又出。,刘辰翁总结批判和吸取了前人对苏辛的研究成果肯定苏辛相近的词风并进一步探求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他指出苏词在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等新变化所苏辛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艺术流派,有着象父,“如诗如文,”,“如诗”子一样的血缘关系“如文,”在后。,也就是说“其主要特点是如文”刘辰翁的观点今天看来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著名的苏辛豪放词派怂第一次把苏辛作为与66“。,”谁还“如诗,”其次才是如文”,“还不象“可是这在历史上却“如诗”那么明显牵雅项入郑卫到辛弃疾,则出现了。用经用群儿雌声学语完全不同史”的新局面苏词“犹未至用经喇史”是指其用经用史犹参以诗法,极少直用,辛词则开始直接“用经用史”,形成一种惯用的表现手法。可见辛词“如文”的特点,在苏词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样,刘辰翁既看到了苏辛词“如诗如文”的相似之处,又指出二人词风七各有侧重,苏词侧重介如诗”,辛词侧重“如文,。刘辰翁初步揭示出苏辛之间这种内在的联系,就从一个方面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苏辛词派的存在。刘辰翁从“如文”入手米论证苏辛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二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认定苏辛词派的存在,这是他颇具眼力之处。辛词“如文”,在当时是公认的事实,陈模《论稼轩词》日:“《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而苏词“如文”,这在当时却是未闻之论。那时,人们通常只认为苏词“如诗”。那么,苏词是否有“如文”的特点呢?这必须从苏轼对词的看法谈起。他在《与蔡景繁书》里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苏轼认为,词就是“古人长短句诗”,也就是说,他认为词和诗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句式有所不同而已。这是苏轼对词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革新宋词的出发点。因为词既是“古人长短句诗”,就不应当仅限于“艳科”,而应当贯彻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摆脱晚唐五代的浮牺词风。我们知道,苏轼是以文为诗的,赵翼《从北诗话》日:“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大观”。那么,苏轼以文为诗,自然也应包括以文为“长短句诗”,即以文为词。苏轼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的词作中。我们不难找到苏词里“如文”的现象,他的《减字木兰花》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温,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砧绪绅。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完全用《论语》及陶潜《归去来辞》中的散文句式入词。不过苏词中这种“如文刀的现象还不十分突出,因而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罢了。为了进一步论证苏辛是一个流派,刘辰翁还说:“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指出了范开所谓“非有意于学坡”的观点的片面性。事实上,说辛氏“非有意于学坡”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辛弃疾从苏轼的诗词中吸取了丰富钓营养。例如,苏诗《鱼蛮子》里有“人间行路谁参踏地出赋租”,而辛词《玉楼春》里也有“人间踏地出租钱,`告便移得无著处”;苏词《满庭芳》里有“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而辛词《临江仙》里也有“更从今日醉,三万六千场”,再如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隐括成《哨遍》,辛弃疾也把陶渊明的事迹隐括成《哨遍》,二者内容和形式都相同相似。这一切,自然不是什么巧合,而说明辛弃疾是在有意识地学习苏轼。后来,王世贞也接受了刘辰翁的观点,他的《异州山人词评》更明确地指出:“词至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当然,辛弃疾作为豪放词派的集大成者,除了学习苏轼外,自然还广泛地吸取多方面的营养,而我们说辛弃疾曾经学习过苏轼,也主要是指辛弃疾对苏轼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带有创造性的学习,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刘辰翁不仅揭示了苏辛是一个流派,而且还不顾时俗,不囿成见,对这个流派作了高度的评价。词自晚唐五代以来,形成一种以香软为本色、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两宋词坛;而苏辛豪放词派则被视为异端,不断受到责难。陈师道《后山诗话》日:“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词论》说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律”,陈模《论稼轩词》记载:“近时作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稼轩词为豪放,非词家本色”,张炎《词源》日:“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诗耳”。面对这种种责难,连苏辛词的推崇者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他们往往一方面推崇苏辛的豪放词,一方面又标榜苏辛的婉约词,企图以其能为婉约来为其豪放作辩护。例如,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范开《稼轩词序》说辛词“其间故有清而丽,婉而妖媚”者;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辛词“其橄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他们极力把苏辛描绘成虽创豪放之新,但仍不失婉约本色的词人。这些议论,虽然有苏辛词含有多种风格的合理见解,但也反映了他们对苏辛豪放词派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推崇婉约而贬低豪放之时风的软弱退让。而刘辰翁则不是这样,他完全肯定苏词“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完全肯定辛词“用经用史,牵雅烦入郑卫,”认为“词至此亦足矣”。对那些专写艳67情的词,刘辰翁则认为是“群儿雌声学语”,是“髻龋齿作折腰步”,给以坚决的否定,甚至辛辣的嘲讽。这在宋代词论中是极为罕见的。当然,刘辰翁的这些看法也反映了他对婉约派有某些偏激之处。作为两种不同的风格流派,豪放与婉约完全可以并存,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日:“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房中之奏,出以泉放,则情致绝少缠绵。塞下之曲,行以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这就说得比较公允。但是,我们不应当离开刘辰翁所处的时代来要求他的词论。在词坛一边倒,肯定婉约而贬低豪放的时风下,刘辰翁的见解还是难能可贵的。当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引吭高歌,以词振奋国人之心,这不正是刘辰翁所处时代的要求吗?顺便说到,刘辰翁或许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不仅推祟豪放词,而且还进一步冲破了宋代某些人以词为“艳科”、“小技”、“小道”、“诗余”的传统观念,充分肯定了作为词人的辛弃疾。他说:“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他把词和诗并举,认为词和诗一样,都可以表达“胸中今古”。刘辰翁对词体的肯定,不同于婉约派极力抬高词体的肯定,不同于婉约派极力抬高词体地位的做法。强调“词别是一家”的婉约派,实际上只强调了词的特殊性,结果难免会限制词的表现领域,使词囿于艳科。刘辰翁对词体的肯定,研究比一些推崇豪放词的同道还高明得多,例如,胡寅虽然推崇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但他又说什么“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1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题酒边词》)。显然,刘辰翁这一见解,对促进词体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清代陈廷悼“诗词一理,的观点,也有直接的影响。苏辛词独特的风格,早已引起宋代词坛的瞩目。人们对苏辛词的雄浑豪放等特征议论较多,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在刘辰翁之前,人们只是孤立地研究苏词或辛词,所以还不可能涉及整个苏辛豪放词派的特征问题。刘辰翁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从艺术风格、艺术表现、创作方法,和思想内容等方面揭示了苏辛词派的基本特征68(1)“倾荡磊落”。这是苏辛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刘辰翁之前,人们对苏辛词的风格特征还只停留在描述性议论的水平上。宋代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日:“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种性质的评价还可以举出很多。晃补之《词评》日:“居士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范开《稼轩词序》说辛词“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户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辛词“大声锉搭,小声铿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由于前人的这些议论还没超出描述性范围,因而缺乏概括性,只能说是一种比较浅显的感觉和体验。而刘辰翁将其抽象化为“倾荡磊落”,以此来概括苏辛词的风格特征,已经涉及到豪放词派的本质,说明刘辰翁对豪放词派已开始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美学角度看,“倾荡磊落,是一种以巨大的体积、雄伟的气势,使人惊心动魄的崇高美。刘辰翁继承了老庄以大为美的思想,突破了长期以来儒家以中和为美的传统观念,为发掘苏辛豪放词派的美学意义作出了贡献。(芝)“如诗如文”。这是苏辛词在艺术表现上的基本特征。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较大的片面性,如陈师道、李清照等都从’i,司别是一家”的传统观念出发,极力否定苏轼的以诗为词。甚至连豪放派的推崇者也不敢承认以诗为词的合理性。王灼《碧鸡漫志》日:“或日(苏词)长短句中诗也,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胡仔《若溪渔隐丛话》日:“若谓(苏)以诗为词,是大不然。”显然,他们都把苏轼的以诗为词当作并不光彩的东西,极力掩饰。而刘辰翁则直言不讳地承认苏词“如诗如文”,并把它作为苏辛词的一个基本特征来肯定,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毛晋《稼轩词跋》日:“词家争斗秋纤,而稼轩率多感世之作,磊落英多,不作妮子态。未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清代吴衡照《莲子居词舌》日:“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1JI弥咕绒笔力之峭。,清代刘熙载《艺概》日:“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他们都在刘辰翁论述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挥,高度评价了苏辛的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肯定了“如诗如文”的合理性。刘辰翁肯定“如诗如文”,实际上是要求词的形式为内容服务。词若“如诗如文”,创造性地运用音律,就能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广阔的社会人生,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如果从“词别是一家”出发,把词的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看得太死,强调过份,甚至只讲音律,不顾内容,那就是削足适履了。事实上,在姜、张以后,词家也鲜有严格倚声填词的,通行的还是“如诗如文”。这恰恰证明,刘辰翁的这一见解符合词体变化发展的历史趋势。(3)“如天地奇观”。这是苏辛创作方法上的基木特征浪漫主义。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描述性的议论。例如—,陆游《跋东坡七夕词》日:“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祝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通人”。刘辰翁用“天地奇观”来概括苏辛词的浪漫主义特征显得极为准确精当,苏辛词中有许多堪称“天地奇观”的地方。首先是想象的离奇。苏词《念奴娇》(凭高眺远),幻想飞往月球,用想象来描绘一个清凉高洁的月宫仙界。刘乃昌先生说:“有时候文学的幻想会成为科学假设的先导,古人(这里指苏轼)乘鸯飞入月宫的神话,今天不正由科学家的登月飞行,把它变为现实了吗?”(刘乃昌《苏轼选集》)。如果说苏轼幻想登月可能是受了嫦娥月神话的启示,那么辛词《减字木兰花》就更奇了:“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作者竟然想象出地是圆的,月亮是绕地球转。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惊叹其“与科学家密合”。第二是情感变化的离奇。苏词《念奴娇》(大江东去),由令人心旷“故国神游”,突然变为“多情应笑我,早”的怅叹,辛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度兴奋,突然转到“可怜白发生”的极度悲哀。变化大起大落,或如奇峰突起,或似一落千丈,奇观。()4“如悲茄万鼓”。这种辛词思想内容的基,前人对辛词的研究多限于艺术方面,很少涉及其思想性而刘辰翁却注意到到这一点。他认识到“悲茄万鼓”褪是作家胸中的“平生不平事”在词作中的真实反映,即作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悲愤激情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这种悲惨激情,使辛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悲茄万鼓”,虽然是对辛词而言的,但由于刘辰翁把苏辛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所以苏词的特征可用于辛词,辛词的特征也可用于苏词,二者难以分割。所以,辛词“如悲茄万鼓”的特征基本上也适用于苏词,只不过由于苏辛所处的时代不同,作家的悲愤激情有程度上的差异。苏轼所处的北宋,内里虽已危机四伏,表面上却是一片歌舞升平。苏轼以其敏锐的眼光,早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很想为国家做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但政治上屡遭打击,所以苏词的爱国激情多表现为对个人功名事业的感叹。例如,《念奴娇》(大江东去),表面上是慨叹自己不能象周郎那样建立英雄业绩,名垂千古,联系当时北宋与西夏的战争来看,联系作者贬至黄州还设法打听同西夏的战况,“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忧也”,(苏轼《与滕达道书》)可见,该词表达的乃是一种壮念难酬的激愤。辛弃疾所处的南宋,已是半璧江山,危在旦夕,而当权者“却把杭州作汁州”,一味苟安,所以辛词中的爱国激情如爆发的火山。如《永遇乐》(千古江山),真有一种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力量。作家的这种爱国激倩,巢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念士仁人和匹夫匹妇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苏辛词思想成就之所在。深刻的思想性,使苏辛词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因为情感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所以“悲茄万鼓”又揭示了苏辛诃感情炽烈、激励人心等特点。强烈的抒情性使苏辛词中连景物描写都具有鲜明的主观。例如,苏词《念奴娇》:“乱石穿空,惊涛,卷起千堆雪。”作者对长江景物作了夸张性描写,其中饱含着作者的爱国激情,是一种以情、借景抒情的方法。辛词《摸鱼儿》:“更能,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在作者笔下,春天的风雨和花草虫类,都和己一样忧伤感慨,从而把内心的悲愤表现得更为烈,这是美学上的一种“移情”现象,作者把自叮马奔色彩神怡的剑裂岸的包景生华发消极何情感真乃天地之路絮自强本特征己的情感外射到所描写的景物匕主客体融为一体,使读者很容易被这种炽烈的感情所打动,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总之,“悲茄万鼓”是思想性和抒情性的结合,思想性是内在的本质,抒情性是外在的现象,即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刘辰翁把“悲茄万鼓”作为苏辛词的基本特征,似乎已初步感觉到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刘辰翁对苏辛词派基本特征的揭示,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整个苏辛词派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仅限于苏词或辛词,(2)他不是简单地因袭前人某些描述性观点,而是作了一定的摘象和概括工作;(3)注意到苏辛词思想感情方面的特征,弥补了前人的不足。刘辰翁在《词序》中还进一步研究了辛词产生的原因。他这方面的见解,实际上是从作家主观和社会客观两方面,不仅对辛词而且对整个豪放词派的产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刘辰翁之前,范开曾探讨过辛词产生的原因。他的《稼轩词序》日:“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刘辰翁在范开的基础上作了更深入的研究。《词序》曰:“斯人班来,暗鸣鸯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一花时中酒,托之内写,此意何可复道!而或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r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英雄感枪,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孺子间也。”刘辰翁以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把作家放在南宋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辛词产生的基木原因,比范开前进了一大步。(1)“斯人北来,哈呜鹜悍”。这是从作家性格气质考察,显然比范开所谓“公一世之豪”更具体。辛弃疾出生于北方,具有北方人的耿直和粗犷。他二十二岁就开始了戎马生涯,又具有军人的豪迈和镖悍。作家的这种性格和气质,决定了辛词“倾荡磊落”的特征。辛词里经常出现广阔的场景,如“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甚至写水仙盆景也是“汤沐烟波万顷”;经常出现战斗的场面,了Q如“红旗清夜,千骑日临关”、“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连欣赏花草时也会联想到军队操练,“对花何似,似昊宫初教,翠围红阵”,还不时出现宝剑,如“把昊钩看了”、“醉里挑灯看剑”、“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等等。辛弃疾这种对崇高美的酷爱,显然和他的性格气质有关。这样,《词序》首先从作家个性心理特征方面,探讨了辛词雄浑豪放的内在原因,从而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作家个性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2)“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这是从作家爱国思想考察,比范开所谓“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要明确得多。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口他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身在沦陷区,经常“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辛弃疾《美芹十论》)。他二十二岁就率部驰骋抗金战场,曾经“赤手领五十骑,缚取(叛徒张安国)于五万众中”、“壮志英慨,儒士为之兴起。”(洪迈《稼轩记》)。在南宋的四十五年中,他象晋代的刘现一样,有抗击外敌,力图北伐,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先后向朝廷上《美芹十论》、《九议》、《议练民兵守淮》等奏议,提出一整套北伐中原的措施方案。虽因朝政昏乱,壮志未酬,但他爱国热情至死不衰,最后“大呼杀贼数声而死”。(康熙《济南府志》)。清人徐执《词苑丛谈》日:“予谓有稼轩之心胸,始可为稼轩之词。”的确,作家强烈的爱国思想是藏不住压不下的,一定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在他的词作字里行间有爱国的激情在翻腾,有壮美的情操在闪耀,主观感情的抒发十分强烈。(3)“陷绝失望”、“英雄感枪”。这是从作家的政治遭遇来考察,比范开所谓“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要准确得多。一辛弃疾虽有满腹救国韬略,却倍受南宋朝廷的猜忌和排挤。他先后两次被迫闲居江西上饶,不得不“惟将十万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他无职、无权,更无杀敌的千军万马。然而物不平则鸣,“书生报国无他途,唯有手中笔如刀,!据夏承漱先生统计,在辛弃疾被投闲置散的二十年中,填词三四百首,占他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一,占现存词作的三分之二。他用词抒写自己的愤怒和不平、感枪和失望。清人徐饥《词苑丛谈》日:“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于词。,可见,辛词的豪放风格,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正是当时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才使作家具有如此强烈的爱国思想;正是当时南宋朝廷的苟安政策,才使作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因而悲愤满腔。《词序》在具体的论述中,已不自觉地指出了辛词风格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刘辰翁考察出来的辛词产生的三方面原因,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不仅适用于辛词,也大体适用于苏词。首先,苏词的豪放,显然和苏轼豪爽豁达的性格气质郁关。清人邓廷祯《双砚斋词话》「1:“东坡以龙骥不羁之才,树松桧特立之操,故其词清刚隽。”其次,苏轼革新宋词,开创豪放派,与他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抱负也有一定的联系。苏轼自幼怀“书剑报国”的大志,二十一岁中进士后,先后作《制策》、欢思治论》等三十五篇政论,深叹“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所以他不满足于“浅斟低唱”,慷慨激昂地唱出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第三,从政治遭遇看。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至黄州,但他却“日近新作甚多,篇篇皆奇”(苏轼《与陈季常书》)。著名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就是作于此时。可见苏轼的政治遭遇与苏词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这种状况又何止苏辛二人。曾经与辛弃疾“抵掌谈论’的陈亮,以及张元干、张孝样、刘过、刘克庄等,不都有与苏辛大体相近的思想和词风吗?宋代一些性格豪爽、有爱国思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他们的爱国热情被压抑,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不得不借词来发泄胸中的郁积。于是,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派到南宋年间便大放异彩,“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这里应顺便提及的是,辛弃疾的好友陈亮效法苏辛,但《词序》口:“然陈同甫效之,其如左太冲入群姐相似,亦无面而反。”刘辰翁认为陈亮词是内秀外丑’,有思想性而乏艺术性。也就是说,刘辰翁既看到了辛词在当时诃坛所产生的影响,又看到了辛派词人易于产生的流弊。这确实是古代词论中的一个创见。《词序》对苏辛豪放词派的分析研究,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很肤浅了,但是,“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只要我们不苛求于古人,就应当承认,刘辰翁的《词序》确有许多超前辈的地方,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它理应在我国古代词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了飞过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