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娜拉的人物形象分析
《玩偶之家》,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社会剧。作于1879年。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 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 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的“宣言”。
恩格斯在给保尔*恩格斯的信中说:“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简直是相隔天壤。”这句话多半就是指娜拉这类挪威女人说的。娜拉的形象表现了当时挪威社会的特征。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争取妇女人格而斗争的先进妇女形象,不仅是挪威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形象,而且也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中著名形象之一,它至今仍然用以鼓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为争取自由权利而斗争。
在戏剧《玩偶之家》中,易卜生着重描写了她的“精神叛逆”。娜拉和海尔茂生活了八年之后,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可悲的社会地位:结婚前,她是属于父亲的;结婚后,她是属于丈夫的。她对海尔茂说:“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我在家跟父亲过日子的时候,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就跟着他的意见走。……他叫我‘泥娃娃孩子’,把我当作一件玩意儿,就象我小时候玩儿我
的泥娃娃一样,后来我到你家来住着,……我从父亲手里转移到你手里。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为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让我回头想一想,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象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一口,吃一口。托伐,我靠着给你耍把戏过日子,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你和我父亲把我害苦了。我现在这么没出息都要怪你们。”这就是娜拉对她自己,也是对广大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被支配地位的正确理解,是她对私有制社会压迫妇女的严正控诉。
易卜生在事件进程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现实展示在娜拉面前,当她认清了丈夫的虚伪、自私本质,认清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以后,如梦方醒,变自杀为寻求新生。娜拉勇敢地冲破资本主义的法律、宗教和道德习俗的枷锁,实行了“精神的反叛”,毅然决然地关上了通往“玩偶之家”的门。她关门发出的巨大声响,是展示人物思想升华的戏剧动作的精彩表现,是戏剧家唱出的妇女的赞歌。它震动着观众的心灵,激励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法律、道德和宗教以及男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的不合理性的思考,唤醒人们为追求新型的生活而斗争。
娜拉是易卜生的“精神的反叛”的典型。但是这个叛逆女性除了一颗觉醒的心,其他毫无准备。虽然她离开了海尔茂的家,但却逃不出那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鲁迅说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又有鹰,有猎,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如果我们要娜拉不走这两条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她在社会上有的经济地位。因为“妇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假如要广大妇女在社会上有的经济地位,那只有消灭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娜拉虽然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但她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生活目的。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与人民结合的个人反抗是改变不了社会的。妇女的只有与阶级的相结合,只有在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推翻了腐朽没落制度以后才有可能,才可能彻底。恩格斯说:“妇女的必须以一切女性重新参加社会劳动为其先决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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