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创晋剧《红高粱》的艺术追求

山西省晋剧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根据莫言先生的《红高粱家族》改编创作了新编晋剧《红高粱》。该剧一经推出，即获好评，有专家赞誉它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的新创剧目。本文拟从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舞台呈现三方面探讨晋剧《红高粱》的艺术追求，以期为新时期现代戏创作提供参考。 一、题材选择：经典名著再开掘

众所周知，一部好作品，题材选择、剧本创作非常关键。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山西省晋剧院经多方论证确定排演晋剧《红高粱》，之所以选择将其搬上山西戏曲舞台，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这是一个讲述底层民众生活、自发抵抗外族入侵的抗日故事，虽然故事发生地在山东，但主题是民族抗战、全民抗战，表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

第二，《红高粱》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悲壮感人，戏剧效果强烈，特别是主人公身上那种刚烈血性的抗争精神，适合戏曲舞台表现，尤其适合晋剧唱腔既激越高亢、又婉转细腻的演唱风格。这种粗犷与细腻结合的艺术形式，正适合表现具有民族特色、乡土气息、民族魂魄的题材。

第三，创作改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红高粱》是著名作家莫言先生最负盛名的小说，已在国内外荣获众多奖项，并被译成20 多种文字，著名导演张艺谋1987 年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第38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自2012 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文艺舞台上涌现了电视剧、舞剧、评剧、豫剧等一系列作品，在全国再次掀起了“红高粱”热。在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之际，趁着这股热潮推出晋剧《红高粱》，可以为山西戏曲百花园增添一部新剧目，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记住那段悲痛的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名著改编历来最容易引起争议，如何使人们在熟悉中看到新奇，又感受到亲切自然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新，重新谋篇布局、梳理线索、架构故事、设置情节。 新编晋剧《红高粱》在保持原作主旨前提下，根据戏曲艺术特性，以九儿的婚姻爱情、民众壮烈抗击日寇两条线索，进行集中、概括、提炼，将全剧分为“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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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洞房”“野合”“祭酒”“扒皮”“复仇”六个场次。每场都有戏剧冲突，重点场次与一般场次分配合理。全剧以九儿的婚姻爱情为主线，通过塑造九儿、余占鳌、刘罗汉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讲述一群有血性、生活在黄河岸边普通农民奋力抗争、抵御日寇的故事，深情讴歌了他们敢爱敢恨、不惧生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生动阐释了质朴善良的底层民众奋起杀敌的爱国情怀。该剧加大了爱情戏分量，生活的艰难、贫瘠的土地阻碍不了九儿与余占鳌、刘罗汉对九儿真挚、炽热的爱情，正是因为这种美好的爱情，人们才深深爱着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才爱着自己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正是这种爱，人们才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才会面对血淋淋的毫不畏惧地奋起反抗。

晋剧《红高粱》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揭露，日寇大佐、军曹、翻译官、日本兵个个凶相毕露地出场，激发了观众对日寇的痛恨，体现了时代精神，弘扬了民族正气。一开场“颠轿”，迎亲队伍行进途中高唱“今年的高粱都让小鬼子糟践没了”……“小鬼子坏着呢，他能糟践咱到嘴的庄稼，更能糟践你这样的姑娘家家……”等等，营造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暗示人们安宁祥和的太平日子将一去不返了。第二场中将土匪劫道改成日本鬼子劫道，日寇铁蹄蹂躏的暴行步步升级，激起了民众的激烈反抗，将鬼子军官杀死。鬼子报复性杀人，九儿与刘罗汉相继惨死，鲜血激起人们心底的仇恨，唤起了人们的觉醒，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麻木到团结，从个体到群体抗击日寇，戏剧冲突与矛盾更加尖锐，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二、人物塑造：突出刻画“人性”

人物塑造是戏曲创作的核心。本剧将原著的人物关系做了一些调整，九儿、刘罗汉和余占鳌三个人物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巧妙设置为发小关系，九儿同余占鳌青梅竹马互生爱慕、深深相爱，刘罗汉暗恋九儿，两个男人都深深爱着九儿，使人物关系更加紧密、复杂，剧情感染力更强，更具有戏剧性。当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九儿，被父亲作为商品以两头驴子的彩礼，许配给患有麻风病的单老板，两小无猜的爱情，被无情地打散，余占鳌与九儿“野合”，更容易让观众理解和同情;刘罗汉从一个普通本分、毫不出色的憨厚老实的长工变身为因爱而默默付出、甚至舍身相救的英雄，拔高了人物，强化了艺术感染力。九儿、余占鳌、刘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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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形象较之原著，个性更加鲜明，呼之欲出，通过舞台上演员以形传神、以声传情的表演，进一步强化了人物特征，增加了人物色彩，凸显了抗战主题。 九儿无论是被迫出嫁的愤懑，还是对“我爷爷”的爱恋，到最后悲壮的舍身抗争，都充满了倔强、果敢与豪气。迎亲路上，她又气又恨，又委屈又无奈，宁肯忍受颠簸，也不肯开口为轿夫唱曲;洞房中她紧握剪刀宁可自残，也不愿与单老板拜堂成亲;她恨贪财、不爱女儿的父亲戴老六，怒斥他“在你心里，驴比女儿还值钱”;高粱地里冲破封建礼教与心爱的人“野合”;为了解救乡亲，面对凶残的日寇，九儿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人是我杀的!”掏出剪刀，剪碎日本军旗，口喊：“杀千刀的小鬼子，我恨你们!”一个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不屈不挠，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女汉子形象跃然立于舞台。

该剧减少了余占鳌身上的匪气，取而代之的是黄河汉子的粗犷、豪爽又略带莽撞的__性格。当日本军官要玷污九儿时，他勇敢地扑上前去将其刺死;在九儿回门路上，他无视陈规陋俗在高粱地与九儿做成真夫妻。九儿惨死后，对爱情的执着与绝望，激起了他男儿的刚性与血性，促使他带领乡亲抱起一坛一坛的高粱酒砸向鬼子汽车，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家园，为九儿和乡亲们报仇。

刘罗汉身上更多体现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淳朴、忠厚稳重和克制隐忍的性格，他深爱着九儿，默默为九儿支撑着家业，奉献着一切，为九儿甘愿献出自己的性命。当这个淳朴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突然变得坚强勇敢起来，在刑场他破口大骂日寇，用骂声唤醒了所有人，在他的骂声中人们昂起了头，走向了抗争。可以试想，如果没有日寇入侵，九儿和余占鳌这对倔强不屈、棱角分明的年轻恋人，也许会通过抗争，组成幸福家庭，过上安宁生活，然而侵略者打碎了这一切，惨酷的现实迫使他们用贲张的热血书写了一曲抗战挽歌。 三、舞台呈现：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

这出戏在舞台呈现上的突出看点，一是情节的歌舞化，二是音乐的地方化，三是舞美的多样化，运用特有道具剪刀、戏曲特技跷功、多场景舞蹈、多媒体手段，推进戏剧冲突发展，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展现人物复杂情感，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

第一，情节的歌舞化。该剧巧妙将舞蹈融入故事情节，在震天的唢呐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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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野的高粱地里，伙计们豪放野性地“颠轿”，写意的双人舞蹈演绎了高粱地里的“野合”，烧酒坊酿出好酒喜庆的“祭酒”群舞等片段，将余占鳌和九儿追求爱情、追求自由，黄河岸边的那种热烈、奔放的原始生命状态，诗意地、唯美地呈现于舞台上。“戏不离技，技不离戏”。小说中“我奶奶”有一双精美的小脚。传统的跷功正好适用剧中的规定情境，小小的金莲行动不便，恰好与九儿大胆追求自由、大气仗义的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洞房中九儿运用娴熟的跷功和椅子功技巧，夸张地再现她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她恐惧不安的情绪和宁死不屈的性格，渲染了戏剧气氛，加强了艺术效果。有专家称这是现代戏运用传统技巧的成功典范。

九儿手中的剪刀，是主人公命运的象征，是一把促进情节发展的特殊道具，它在剧中与人物、与情节、与立意联系得十分紧密。主人公九儿一出场，在出嫁花轿中，怀里就藏着这把剪刀;当余占鳌与日本军官拼杀时，它成了杀死敌人的武器;当九儿抗拒单老板拜堂成亲时，又是防身的利器;当九儿用剪刀剪窗花时，表达的是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向往;最后用剪刀拼命剪碎日本军旗,它又变成抗击日本鬼子的利剑。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成了这出戏的戏胆，它不仅见证了九儿的悲欢离合，也寓意着九儿的多舛命运。

第二，音乐的地方化。音乐是塑造、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地方戏曲的典型特征是音乐的本土化、地方化。该剧巧妙地将山西的民歌、秧歌等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唱腔与整个剧情中。纯朴自然、悠然动听的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作为主题歌贯穿始终，使整部作品更加动听，声声入耳，声声入心。这对于晋剧来说也是一次大胆的创新。

第三，舞美的多样化。该剧遵循戏曲艺术虚实结合的原则，进行了创新与突破，大胆地引入了现代化多媒体手段，用虚拟灵动的LED 大屏幕与实景巧妙结合，自由变换时空，用铺天盖地、浓墨重彩的红高粱作背景衬托，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了舞台表现，而且强化了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使整部戏既保持了晋剧艺术的基本品质，又增添了新颖、时尚元素，显得更加恢弘壮观，更符合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审美需求。 创排晋剧《红高粱》，是我们改编名著的一次有益尝试，试图通过挖掘与发扬晋剧艺术的特长与潜力，突破固有模式，运用多元化、现代化综合手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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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的呈现形式，推出满足多层次观众审美需求、具有时代意味的新作品，为山西戏曲改革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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