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３３卷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ｌ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０ｉ．３３ 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２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 康桂英 ，卢光山 （１．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安徽淮南２３２００１；２．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是威书于抗战时期的一郝通史著作。与同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 在体例、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尤其是书 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对我们教益匪浅。通过研究《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通史撰述 的方向。 关键词：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撰述特点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６８３（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２１—０４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 于１８８４年，卒于１９５７年，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 和历史研究工作，在中国通史以及断代史、民族 史、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文化史等诸多学术 领域都有广泛的建树，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海 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后人誉为是 位具备史才、史德和史识的历史学家。《吕著中 国通史》是吕思勉的第二部通史著作，由上海开 明书店１９４０年出版上册，１９４５年出版下册。由 于成书于国难当头、日本侵略中国最危急的时 刻，所以《吕著中国通史》在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了 吕思勉期望的宣扬民族文化、砥砺民族士气的重 任。与同时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该书在体例、 一远古以来发生的政治军事大事，上下两册各自为 篇，相互贯通，采取了一种新的体例，即将政治和 经济文化各自为篇，平行叙述。这种体例表面上是 把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割裂开来，实际上却是将 政治军事的发生放置到了文化发展的内涵中，并 且从根本上解释了几千年来政治发展的内在原 因，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突出了文化史的重要地位， 不仅使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自成系统，而且使政 治军事是通史，社会经济文化也是通史，可以说是 别具一格、新颖独特。 吕思勉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体例来撰写《吕著 中国通史》呢？在《吕著中国通史・绪言》中，他总 结了两点原因，颇能说明他的态度。 第一，他认为往昔的历史不能很好地肩负起 “历史借鉴功能”的责任，过分偏重政治，忽视社会 文化经济等部分，而实际上“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 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 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 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因此，吕思勉提出了 “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 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倍 受时人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曾对 《吕著中国通史》评价说，吕思勉所著“《中国通 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 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 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 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ｌ】，充分指出了 《吕著中国通史》的价值所在。 一于文化”【２ 的观点，认为讲历史应该突出文化在 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从根本上揭示历史 发展的真正原因。《吕著中国通史》采取这种体例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突出经济文化的决定作用，使 、《吕著中国通史》新颖的撰述体例 《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记叙中 国自远古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下册记叙中国自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１１ 作者简介：康桂英（１９７５一），女，山西大同人，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卢光山 （１９７４一），男，湖南新化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２１ “历史借鉴功能”能够在文化的绵延发展中找到 注解，寓意深远。其实这也是吕思勉接受唯物史 观，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发 展真谛的一种伟大尝试。 第二，他认为当时的教材很难满足学生求知 的欲望，内容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着头脑，很 难真正地把握历史。而当时客观的形势却是“教 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 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 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 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 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 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 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吕思勉就根据自己对中 国历史的理解，试图“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 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这样做既 突出了经济文化的决定作用，又兼顾了政治的发 展，二者相辅相成，不仅线索明了，容易掌握，而 且也不致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 虑，不能豫烛祸患”【２Ｊ６，可谓是用心良苦。 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兴起以后，现代西方历史 编纂方法也开始被中国的一些史学家借鉴运用， 但是大多显得很生硬和幼稚，因此适应中国史学 发展规模的史书体裁仍然处于不断地探索之 中。吕思勉积极探索新史学的编撰体例，《吕著中 国通史》采用的这种编撰体例可以说是他的一种 尝试，而这也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历史深刻理解的 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以往史书记载历史都是把 历史分为记载“理乱兴亡”的纪传和记载“典章经 制”的志两个方面，“理乱兴亡”往往是历史记叙 的中心，实际上“理乱兴亡”是很难预料的，“今天 不能逆料明天”，而“典章经制”却是“为人豫设之 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是历史发展的关 键所在。所以，吕思勉“从传统史学中获得了借 鉴：以最便于通览一代大势的编年体和最便于钩 稽一事始末的纪事本末体相糅合，用以记治乱兴 衰；而典章制度类的史实就直接取镜于《文献通 考》的编撰体例，将社会文化等静的史实分门立 类，别为专编”ｌ ，即用“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 两个板块构成了《吕著中国通史》的框架，以期突 出文化的作用，使后人从中悟出历史的借鉴性， 发现治乱循环的关键因素以明智、以指导将来的 行动，而且“梁启超‘新史学’的通史计划，由吕先 生实践而落到实处，不仅符合梁先生理想中的知 识储备要求，而且目标和构想也心犀相通”【４】。 后人对《吕著中国通史》的体例也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首先让人赞叹吕先生匠心独运的，是 他把整部通史拦腰一分，划为《中国文化史》和《中 国政治史》两部。这样既避免如正史般主述政治而 以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为附庸，以至被讥为‘二十四 姓家谱’、‘相斫书’弊病。又不像一般统编教材一 样一勺烩，把一条活活的鱼切作几十块。如《中国 文化史》又分婚姻、政体、财产、官制、住行、学术等 十八章，读上去纬络分明，章节之间却又血脉相 连，真正不枉了本书叫做‘通史”’ｔｓ］。吕思勉将这 种体例还用到了《先秦史》、《秦汉史》等断代史的 撰述中，收到了很好的功效。虽然这种体例也有不 足之处，如使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 能很好地贯通、过分突出文化的决定作用等缺陷， 但是它却使初学历史的人容易把握，特别在抗日 战争这个烽火硝烟的年代，通过突出叙述我们民 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更能够发扬民族文化的 优良传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具 有很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吕著中国通史》别开生面的内容 吕思勉的治学思想历经三变，成童时最信康、 梁，“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１９０１年 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 的具体实践” ；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 中的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大加称赞，认为唯物史观 “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 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有助 于对事实的了解。正是在此种观点的影响下，《吕著 中国通史》开始有意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 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吸收了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成果，把婚姻和 家庭这种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文化史研 究的起点，和同时期的其他史著相比，其看法相对 更为深刻，更加深入到了本质。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 斯把人类历史上的家庭形式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 亚家庭（群婚）、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四种形式， 并提出了家庭形式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理论 引。吕思勉对这 一理论持赞成态度，在《吕著中国通史・婚姻》中，他 充分运用了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 了深人地研究。吕思勉也将人类家庭的出现建立在 了群婚、对偶婚等基础之上，并且据此反驳了“以一 夫一妻的家庭，为元始的男女关系”【２ 的传统看法， 这个结论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谋而 合。而且吕思勉也认为“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 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 因上的”，中间起作用的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类 之间“权力之不平等，财力之不平等”［２Ｊ９，而“一切 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 ¨ ，这一 点与恩格斯的结论也是大体相同的，这些都充分 表明吕思勉对于唯物史观已经开始理解并运用。 正是因为吕思勉看到了人类婚姻制度的本质，所 以他很同情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认为“贤 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他还对近代以来女权主 义的发展持理解态度，认为其出现是“由于工业革 命以来，女子渐加人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 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权主义的 出现是值得肯定的进步社会现象。他还预言，随 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人类社会必将会“实行公 道”，“铲除等级治”，女子也会成为“社群制度之 友”，从家庭中走出来，积极地参加社会工作逐渐 摆脱被奴役的状况。他还指出那种让“女子回到 家庭去”的口号是开历史倒车的人，未来社会建立 的应是“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 组织。”【 由此可见《吕著中国通史》进步的理论 和高昂的战斗精神。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吕思勉也从社会经济 发展的方面分析了基于婚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 其他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认为，其他 社会制度也像婚姻制度一样，其形成和发展也是 建立在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组织不断 变化的基础上。社会组织的变化和发展，“经济实 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３Ｉ，社会组织必定要适应 实际的生活，产生于婚姻基础上的氏族、国家都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而且认为“族 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 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 的，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 远持续，无时间断的。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异常深 刻，各种上层组织，都不得不随其变迁而变迁；而 精神现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Ｉ 这些观 点已经明显地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了。 《吕著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 国的未来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在接受社会主义的 同时也必定会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历代， 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 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吕著中 国通史》还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在殷、西周、春秋 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存在着民主政治，后来随 着封建制度的加强，政权归诸于皇帝一人，民主制 度逐渐被破坏，直到晚明时民主才又开始露出了 一线曙光，民主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中，就提出了“天下 者天下人之天下”的口号，主张废除君主世袭制。近 代由于时代条件所限，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 “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２】５ ，不曾见之于行动， 但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他乐观地相信，“民主 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２ ， 所以，未来的中国一定会继承远古以来就存在的民 主传统，废除封建的枷锁，实现民主政治。 三、《吕著中国通史》的爱国情怀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 文明、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了极大 的损害。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遭遇 了一次最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种形势，“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传统在史学界得到了很好 地继承和发扬，史学经世的爱国主义传统被发挥 的淋漓尽致，爱国主义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著 作的主旋律。连一向认为“要研究学术，却要置身 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９】，重视考据的吕思勉 也开始“由重‘求真’，轻‘致用’转而用史笔直接 为抗战服务”Ｄｏ］。国史历来都被视作传播文化和 发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这个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史学界诞生了很多优 秀的国史著作，它们企图以祖国光荣和灿烂的文 明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吕著中 国通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部通史著作， 全书以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来鼓舞民族自信心， 宣扬抗战必胜的信念。 首先，他指明了中国现时的主要敌人，让国人 明确了斗争的主要对象。 《吕著中国通史》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 总结，在回顾这些文化现象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 叙述了我们的文化在近代转型时期受到的打击。原 因自然有很多，但关键的因素就是长期的闭关自守 和盲目自大使我们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近代外国 势力的入侵使我们的国土沦陷，国家主权不保，领 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一系列主权丧失，尤其是 日本的侵华战争使我们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当 时的国内也是政治混乱、军阀混战不断，这样就使 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面对外侮和 内害共同危害祖国的紧急状况，吕思勉清醒地向国 人指出中国当前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 要求国人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民族独立。他说，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 外。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 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 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 ２３ 少是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 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 的大问题。”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经济上，我们 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 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 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之余地”，所以必须夺 回丧失的国家政权，维护民族利益、保护文明不受 侵害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 进逼的侵略气焰，吕思勉启示国人只有坚持抗战 才有出路，“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 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这些看法无 疑是很正确的，而且与我们民主革命的目标相一 致，充分体现了吕思勉的远见卓识，对投降派和内 战派是一个有力的还击。 其次，号召国人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念。 吕思勉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坚信中国人 民的抗日战争一定会成功。他在《吕著中国通史》 的结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 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 数千年的大国、古国，没有前途之理？”【 】４９卜 他认 为中国目前的形势是暂时的，因为“战争只是社会 的变态”，“变态是决不能持久的。资本的帝国主 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 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 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 子”【２ １５７，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必将会“大器晚 成”。本书的结尾他还借用梁启超所译英国诗人拜 伦的诗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和自信： 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 本是战争时代的天娇。撒芷波，歌声高，女 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 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祗今 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 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 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 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今生为奴 为隶，今生便了。 吕思勉所引用的诗充分表明了他对抗日战 争胜利的强烈信念，这对于坚持抗战必败、抗战 亡国的悲观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反击。《吕著中国 通史》全书处处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是 吕思勉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抒发抗战必胜信念的 书生报国的具体行为和实践。他的这种激励国人 志气来抵抗外侮，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的战 斗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２４ 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有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想从中找出一些历史经验，用来指导今 后的行动”ｎ 。本着这样的写作宗旨，吕思勉凭着 深厚的旧学根底，以二十四史为基础，博采群书，融 会贯通，对各种“典章经制”的叙述非常详尽和完 备，所以《吕著中国通史》至今仍是一些学者案头上 的参考书，史料价值非常高。但是由于《吕著中国通 史》成书于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的非常时期， 碍于当时图书资料十分匮乏的时代条件所限，吕思 勉没能看到当时史学界最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 果，所以在材料的构成上有的地方稍嫌薄弱。吕思 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述——三反及 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自评《吕著中国通史》说， “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 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了， 余尚足供参考”。ｌＩ２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它的学术 价值和思想价值。相反，我们认为吕思勉用丰富详 瞻的史实叙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演变和典志沿 革，在进步的历史观指导下，运用新的通史体例，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了一番新的梳理，为２０世纪 中国新型的通史撰述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作 用，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Ｍ】．上海：胜利出版公司， １９４７：８５． 【２】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４７６—４９７． 【３】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Ｊ］．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９８（２）． ［４】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Ｊ】．史林。２００８（１）． ［５】杨早．一本个人化的历史【Ｊ］．读书。１９９７（９）． ［６】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０：１８６． ［７】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２３４． 【８】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６． 【９】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Ｍ］．北京：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０２—４０４． 【１Ｏ】洪认清．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家与史学【Ｊ】．史学史研 究。２０ｏ５（３）． 【１１】杨宽．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Ｍ】．郑州：中州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５：１２８１． ［１２］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Ｊ】．史 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２）． 责任编校文方
